众所周知，戚继光是明朝著名的抗倭将领，而丰臣秀吉却是日本战国时代倭寇的头目，这俩人中到底谁的整体军事战略水平综合素质更厉害？
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大战，如果不算元世祖忽必烈的两次穷兵黩武的东征，迄今为止一共有三次，明、清、民国时期各一次。
忽必烈两次东征，都因遭遇台风而损失惨重，大败而归。这也是日本人崇拜“神风”的由来。不过，确切地说，这两次东征（一在灭南宋之前，一在灭南宋之后）应该算作蒙古帝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当时日本方面对此也有明确区分，对于原籍南宋的俘虏都赦免不杀。
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两次中日战争，不必多说了。甲午战争是中国惨败，割地赔款；而抗日战争是中国以巨大的牺牲牵制了日本的武装力量，最后由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失败而惨胜。
惟独明朝万历年间的援朝战争（朝鲜称为壬辰卫国战争，日本称为文禄-庆长之役），是中国对日本大获全胜。1590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1592年兴师大举进犯朝鲜，仅用三个月便攻陷朝鲜全境。当年年底，明朝出兵援朝，迅速收复朝鲜大部分疆土，日军退守以釜山为中心的朝鲜南方四道。1593年，丰臣秀吉遣使与明朝议和，暗中再度备战。1597年，总结了上次失败教训的丰臣秀吉以12万大军卷土重来，由于驻守朝鲜的明军兵力有限，日军一时颇有斩获。但明朝再度增兵，朝鲜水师也在李舜臣的率领下勇往直前，终令日军节节败退，丰臣秀吉看到这场战争“了事无期”，尽招其营将而哭泣一堂，随即病死。丰臣秀吉死后，日本撤兵，不久便由德川家康执掌大权。德川家康鉴于丰臣秀吉的失败教训，以及随后东北亚的满洲崛起和东南亚的西方殖民入侵，实施锁国政策，由此开启了日本的江户时代。
清朝修撰的《明史》，出于刻意贬低明朝的目的，称这场战争是“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国与朝鲜迄无胜算，至关白（注：即丰臣秀吉） 死而祸始息。”这段论述已经被现代史学界的研究证明是不实之词。明朝的援朝军队不是没有战役的失利，但从整体战局来看，是步步进逼，令日军一直难觅胜机，最终完败。
众所周知，丰臣秀吉是日本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枭雄，而当时的日本刚刚经过一百多年的战国时代，武士阶层素习战事，堪称职业军人。用日本江户时代的史家赖山阳的话说：“当时猛将谋夫雄杰之士，布满天下（注：此“天下”指日本），天下已集（注：指日本统一），而其桀骜巧狙、喜事好功之心，犹未已也。譬之鸷鹰俊狗，其噬啮搏击之力，用而有余，则必至逼人。故朝鲜之役，是令天下群雄噬啮搏击，以杀其力者也。”（《日本外史·卷四十七·丰臣氏下》）
而明朝自从1449年的“土木之变”之后，在军事上一直积弱。在北方对于蒙古处于守势，屡遭劫掠，1571年“隆庆和议”才以互市换来和平；在东南沿海长期受倭寇骚扰，而倭寇的主体其实是从事中日走私贸易的中国海盗，夹杂少许日本浪人。对付海盗都曾经令嘉靖年间的明朝政府焦头烂额，何况日本倾国而来的正规军？抗击倭寇的两位名将俞大猷和戚继光，当时也都已经去世。
再者，看过《万历十五年》的人都知道，自从1582年张居正死后，明朝的官僚系统便失去了一度因改革而拥有的效率，重归因循守旧的积习。明朝一贯重文轻武，由文官担任主帅，负责战略指挥，主帅和武官出身的将领之间素不相能，屡屡因此贻误战机。
所以，丰臣秀吉才敢于扬言不仅要吞并朝鲜，还要将中国“四百州”纳入日本领土。
那么日本为什么会败？
原因之一是明军在武器上的优势，明军的火炮性能远超日军的火炮。但这显然不是主要原因。在后来跟后金的战争中，明朝一开始也占尽武器上的优势，努尔哈赤便是在宁远城下被火炮击中而死，然而这并未改变明朝在关外对后金的全面溃败。
须知在冷兵器时代，两军相战主要靠贴身肉搏。在丰臣秀吉吸取教训卷土重来的第二次征朝战争中，日军投入兵力12万，而明军最多时为11万，在人数上并不占优势，无法依靠人海战术。另一方面，日军将领之间的协作程度也高于将与帅不和、将与将不和的明军。
也就是说，除非明军士兵贴身肉搏的战斗力整体上超过日军，否则不可能取得如此胜利——但这怎么可能？
这个长期令我感到困惑的问题，最近终于在一本书里找到了答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行的《朝鲜“壬辰倭祸”史料》，收集了朝鲜李朝几代君主”实录“中关于万历援朝战争的原始记录，该书第五册第2050页中提到：”壬辰之乱，平壤收复后，宣庙（注：即朝鲜李朝宣祖）谢于李如松（注：明朝辽东大将李成梁之子，援朝主将），问前后胜败之异。如松曰：‘先来北方之将，恒习防胡，故取败；后来之将，能用戚将军（注：即戚继光）御倭法，故全胜。’“原来如此！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专门有一章讲戚继光，题为”孤独的将领“。其中提到，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倭战争中发明的“鸳鸯阵”，是将小股步兵分为专门的藤牌手、长枪手和使用火器的铳手，各兵种之间协同作战；而在调任蓟州之后，为了防御蒙古铁骑，更是设计每一旅中配备骑兵3000人、步兵4000人、重战车128辆，轻战车216辆，每辆战车均配备两门轻炮，此外还有骡车装运一千斤重的重炮，实现步兵、骑兵、火炮之间的混成协同作战。不过，由于明朝和蒙古议和，这一精心设计的方案，并没有得到实战的检验，戚继光被罢免之后便束之高阁，也没有在几十年后明朝对后金的作战中使用。李如松所说的“戚将军御倭法”，应该只是藤牌手、长枪手、铳手之间协同作战的“鸳鸯阵”，但这已经足以让明军的贴身肉搏能力高于日军。
作为军事家，戚继光的不幸在于没有遇到真正够档次的对手，倭寇虽然气焰嚣张，毕竟只是海盗而非正规军，这也是他一直未能因战功封伯爵的原因。然而，万历援朝之战，其实正是戚继光和丰臣秀吉之间的战争。戚继光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将领，他训练出来的是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而丰臣秀吉虽然是盖世枭雄，手下猛将如云，但日军整体上却是一支中世纪的军队。孰胜孰负，自不待言。
反过来想一下，如果万历援朝战争失败了，后人会怎么总结原因？
我相信很多专家学者会从政治、经济、社会的角度，论证明军失败的必然性。明朝军事如何积弱，官僚系统如何僵化，文武之间如何相互掣肘，农业社会的后勤补给如何低效，甚至明朝决定出兵本身就是大错特错。这些事后诸葛亮的说法都不算错，都可以写成头头是道的长篇大论。但事实上，明军就是在军事积弱、官僚系统僵化、文武之间相互掣肘、后勤补给低效的局面之下取得了胜利。
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是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但是不能将这些制约因素绝对化。对于目标明确而有限的局部性战争而言，军队自身的素质才是决定性因素。事实上，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首先也是由于军队素质的低劣。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将领受过英国教育，主帅丁汝昌却是只在陆地上跟太平天国捻军打过仗的淮军老将，士兵也是淮军积习，海战的目标居然是被动防守而不是主动进攻。
在万历援朝战争中，有一个当时默默无闻的旁观者，努尔哈赤。当时他还只是李成梁的一个小跟班，要到1601年才有资格去北京向明朝进贡，1615年李成梁去世之后才敢自称可汗，1618年才起兵反明，但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史家公认，努尔哈赤是在旁观万历援朝战争的过程中学到了至关重要的军事经验，他日后建立的八旗军队，和将“戚将军法”束之高阁的明朝军队相比，是一支远为现代化的部队。一个例证是，孔有德的炮兵部队在明朝遭文官乃至豪绅歧视，愤而降清之后备受礼遇，成为攻占城池的前锋主力。
再看看历史的另一面。
明朝之所以决定派兵援朝，不仅因为朝鲜是明朝的藩属国，也是因为明朝中枢充分意识到了丰臣秀吉的侵略野心，以及朝鲜的地缘重要性。但是，这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士大夫阶层的普遍支持，相反，出于传统农业社会“主抚不主战”的心理定势，士大夫阶层的主流舆论是反对出兵。号称“明代岭南诗家之最”的万历朝翰林检讨区大相的七言古诗《纪朝鲜事》就是一个例证，诗中写道：“……荒郊侵占古来有，更于中国何轻重。当时只合问曲直，按兵境上不为动。朝廷制驭自有道，岂在劳民与动众……“
正是士大夫阶层这种”主抚不主战“的倾向，使得明军在第一次战争将日军逼至朝鲜南方四道之后，并未乘胜追击，而是同意与日本议和，让丰臣秀吉得以重整兵力，卷土重来。而且，在两次战争的间隙中，日本使用反间计，让朝鲜罢免了水师大将李舜臣。等到朝鲜再度启用李舜臣的时候，水师已经被日军打得只剩下几条战船。幸好，明朝还有”戚将军御倭法“。
兵者，诡道也。轻躁妄进固然取败，过于持重、按兵不动也一样会偾事失机。当然，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一支能打仗的军队。军队整体素质比将帅的谋略更重要。这就是万历援朝战争对今天的启示。
同时代里，和他做对比的不应该是戚继光，而是胡宗宪或者张居正，这些政治家。况且因为国内环境的不同，所面临的困难不同，但靠一个战斗力猜测来决定两个人对决的命运，很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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