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共领导的敌后武装逐渐壮大，日本侵略者感到芒刺在背，急欲除之而后快。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随即改变战略，对正面的国民党军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制压作战”，集中主要兵力对八路军等敌后武装力量实施“治安作战”。为了消灭抗日根据地，日军加大“扫荡”力度，使用兵力超过50万，进攻手段经常翻新。
在这种情况下，敌后武装难免遭遇有些部队被敌人包围的情况。在抗战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被日军包围后旋即崩溃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始终与优势日军作战的人民军队，却在突围作战方面颇有心得，加之长期残酷的斗争现实，更使敌后武装磨练出一套突出重围的看家本领，屡屡创下成功脱险的精彩之作。
沉着冷静 有备无患
抗战期间，敌后武装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性，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明确要求：“(各级指挥部)应经常进行备战的组织工作，……平时即假想各种敌情，看好各方地形，预定使用游击队、民兵、自卫队的战法，并进行演习。”对于部队宿营地的选择和警备，新四军名将粟裕在《游击战术讲授提纲》中专门提到：“进入营舍前，应首先断绝营区四周的交通，封锁消息，选择营舍，以便于应战、便于出入的独立砖瓦房为宜。……在敌情紧张时，应特别加强警戒，派遣化装侦察，设置潜伏哨。”他还指出：“游击队处在敌人后方，随时有被敌人袭击的可能，应随时作好战斗准备。”
1942年5月，日军在华北发起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八路军冀中军区第22团分散行动，其中团部带着两个连转移到群众基础好、有地道作为依托的宋庄。6月8日夜，八路军一到宋庄，就着手修筑工事，不仅把路口堵死，把每个院落打通，还迅速从村里到村外筑起三道工事，把这里变成处处相连、火力交叉的防御堡垒，第22团首长还提出“多挖一锄头，少挨一块炸弹皮”的口号。9日晨，工事修筑完毕，八路军干部实地勘察，布置应急的战斗方案，以防日军突袭。没想到布置刚一完毕，警戒哨就传来消息：“村东北发现日军骑兵。” 此时是6月9日晨7时30分。战后了解，该部日军是由第26师团参谋军官组成的“战地参观团”以及护卫步骑兵，人数有300多人。双方交火后，八路军依托既有工事，予敌重大杀伤，此后周围的日伪军大量增援，攻打宋庄的兵力增至2500余人。八路军与敌逐屋争夺，激战16小时，终于拖到晚上日军停止进攻。午夜时分，八路军分路突围而去。此战歼敌400余人，八路军仅伤亡70余人，这正是战备意识强带来的好处。
1943年10月19日清晨，八路军太岳军区第2军分区第20团和第772团一部在反“扫荡”转移途中经过团城村，由于部队太过疲劳，指挥员周希汉决定就地宿营两小时，但要求“战士不能解背包，还要放好哨，东南两个山头要放小哨”。周希汉特别要求，在村东和村南三华里处各设一个紧急集合点，一旦有事，部队先到村东第一个集合点集合。随后，周希汉命令第772团第2连连长陈家贵在村西山头制高点布置一个排，并要求该连不能休息，作为机动部队。这些布置果然收到效果，团城村附近据点的日军寻迹包抄上来，没想到被八路军哨兵发现，不得不提早转入强攻，迅速进入战斗状态的八路军抢占制高点，遏制住日军攻势，坚持到夜间成功突围离去。一般情况下，突围部队在兵力、火力甚至天候、地形等作战要素上都处于弱势，仅靠官兵自发的求生本能是远远不够的。《孙子兵法》强调“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意思是突围不仅需要“战”的勇气，还需要“谋”的水平，二者缺一不可。我敌后武装在突围时的谋略往往极为精妙，达到孙子所说的“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的程度，日军包围部队往往在我军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等诸多计策中疲于奔命，最后露出破绽。
1941年11月5日，日军三万余人向沂南县留田村杀来，企图消灭山东八路军指挥机关。当天早上，留田周围均出现敌情，八路军第115师特务营在外围与日军激战，情况十分危急。15时许，山东八路军领导人罗荣桓决定从留田向南突围，这一决定令大家感到吃惊，要知道南面是日占区，敌人肯定有重兵截击。但罗荣桓指出，留田西面和东面都有密如蛛网的公路，日军早已布下“口袋”，同时日军主力正从北面压过来，倒是南面虽为日占区，但日军忙于围攻根据地，后方必定空虚，况且八路军主动打进日占区，肯定会让敌人猝不及防，迅速盘活战局。下定战斗决心后，罗荣桓命令部队做好突围准备，要求战士一律上刺刀，压满子弹，同时宣布严格的行动纪律，任何人不得自由行动，在突出合围圈之前，不许说话，不许咳嗽。当晚，数千名八路军战士利用敌人防区间隙，跋山涉水，巧妙地穿过三道日军封锁线，不费一枪一弹跳出包围圈，随行的德国记者汉斯·希伯将其赞誉为“无声的战斗”，称留田突围的指挥艺术“近乎神奇”。
而在1942年6月12日，冀中地区的八路军指挥机关被日军围困在南威县掌史村，八路军将领吕正操认为，村内的八路军虽有两千之众，但战斗人员不到一半，其余全是学员和后勤人员，不足以强行突围，遂决定就地固守，与敌打“蘑菇战”、“顶牛战”，坚守到天黑再行动。吕正操要求部队不许出击，敌人不到跟前不开枪，只准用步枪和手榴弹，紧急情况下才能用轻机枪，而且尽量点射，不要连发，没有上级许可不准使用重机枪和迫击炮，要故意示弱，让敌人摸不清底细。日军果然上当，以为面前不过是些“土八路”，仓促组织攻击，结果屡屡被八路军击退，期间八路军战士几次请求使用重武器，吕正操硬是压住不准用。到了夜里，吕正操率部突围，用迫击炮、轻重机枪等武器猛烈射击，将日军暴露在村外的火炮、重机枪悉数摧毁，被打蒙的敌人再也组织不了新的进攻，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八路军转移西去。
遇到被围困的情况，我军的初始作战态势往往十分不利，这种时候尤其考验一支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在被包围的情况下，往往会陷入整体性混乱，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各部之间的配合更是一盘散沙，这一点在1937年12月南京保卫战的最后阶段表现得尤其明显。而敌后抗日武装在部队的战斗意志、组织性和纪律性方面则与国民党军形成鲜明的对比，即使是被绝对优势敌人包围的情况下，仍然令行禁止、配合无间，这种严密的组织纪律性正是突围胜利的保证。
陆房战斗就是典型的案例。1939年3月初，八路军第115师第686团组成东进支队，进入鲁西建立根据地，日军急调8000多人，在坦克和飞机的支援下，于5月初分九路向根据地扑来。凭借优势装备和兵力，5月11日，日军将八路军第686团(欠第3营)、津浦支队、冀鲁边第7团以及辎重部队、泰西地委、鲁西区党委等合围于肥城县安临站镇的陆房村。陆房村位于山地丘陵盆地中，东西宽约5华里，南北长约10余华里，四面环山，当时日军已经占领四周的制高点，八路军被压缩在盆地中的狭小地带，局面十分不利。11日白天，日军连续发动数次强攻，都被八路军一一化解，但八路军的数次突围也未能奏效。
入夜时分，双方都停止了行动，第115师代师长陈光深知形势危急，如果当夜不能有所作为的话，所剩力量已无法挡住日军明天的进攻。摆在八路军面前的有两条突围之路，分别是陆房村东南面的山间大路和西南面的山顶小路，前者地形复杂，便于隐蔽行踪，一旦被敌发现尚有强行突围的可能，从日军架起的火堆观察，那里的守敌人数不多，后者则要经过山顶，由于日军早已控制四周高地，选择这条路等于从日军防御主阵地通过，一旦失手，部队就陷于仰攻态势，很可能全军覆没。可是，陈光决定从小路秘密突围，出奇制胜，他向部队传达极为严格的突围纪律，禁绝声响喧哗。22时许，八路军开始突围，一路上，日军的火堆就在附近，日本骑兵从潜行的八路军身旁奔驰而过，日本哨兵喊话清晰可辨，但日军就是没发现八路军的动静，结果几千人奇迹般地从日军鼻子底下脱险。
沙窝突围战是另一个范例。1940年正月初三深夜，匡根山率领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5支队第2营、商河支队进抵山东沙窝、翟家一带，日伪军3000余人分乘50余辆卡车，在4辆坦克配合下直扑沙窝，企图将这支部队一举歼灭。为了减少损失，八路军决定让一支小分队佯装突围，牵制敌人，掩护随军的地方人员和伤病员转移出去。第2营第7连受领了掩护大部队转移的任务，他们故意做出向东突围的姿态，吸引日伪军的注意力，此后该连与敌激战一天，虽然被分割成两个部分，但仍然守住了沙窝村。入夜之后，被分隔开的第7连两部分不约而同地想到化装成日军的主意，其中一部30多人组成全副武装的“日军巡逻队”，在一名会说日语的战士带领下，迈着整齐的步伐从巷子里走出来，向着烤火的敌人走去，趁着夜色堂而皇之地突出重围，而另一部30多人则首先派人干掉日伪军设在两所宅院房顶上的岗哨，由一名会日语的同志与几名战士装扮成日本哨兵，重新出现在房顶上，嘴里说着日本话，不时吹出几声口哨，以示正常。而其他战士则一个一个地由村里转移到村西围墙下，搭起人梯爬过围墙。只几分钟工夫，60多名战士便消失在茫茫黑夜里。沙窝村一战，八路军以几百人的兵力，突破了数千敌军的合围，而且消灭了300多名敌人，可谓平原突围战的奇迹。
兵法说：“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这一点用在突围战斗上再准确不过。但这里的“生”和“存”都必须以强大的战斗力、严明的组织纪律性和坚定的战斗意志作为保障，而敌后抗日武装正是兼具了这些优点，才能创下战争史上的奇迹，获得如此之多的突围战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