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伯奢者，小人物也，出场仅一次，台词四五句，事迹百余字，因被曹操杀而闻名。然曹操杀吕，却是三国中最令人发指的一幕，称其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桩重大的精神事件也不为过。比流血千里之戮，亦毫不逊色。追究这一事件的原委去向，是一件有意味的行为。
吕伯奢的名字最早见于《魏书》。《魏书》曰：“太祖以卓终必腐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魏书》乃官史，其中曹操杀吕伯奢“子与宾客”，系正当防卫之举。此正好彰显太祖威武，故书之。
为什么“吕伯奢”到了《三国志》中却没有了？陈寿乃蜀国人，没有为尊者讳的嫌疑。唯一的解释就是：陈以为事体微小，不足写之。恐怕是因当时掌握的材料有限，未听到其他说法吧。
《世说新语》乃佚事小说之集大成者，书中借说历史影射时局之举比比皆是。《世说新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为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杀八人而去。”由此看出除了五子之外，还有三人。这三人是干什么的？想必是厨子、丫鬟。罗贯中一定也是这样想的，要不怎会写道：不问男女，皆杀之……
至孙盛《杂记》，更是野叟曝言，姑妄听之了。“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未尝不是书生本人愤世嫉俗的心声。他原只是关起门发牢骚，没想到隔墙有耳，罗贯中却使得这声音壮大，传诸天下。世人闻之，无不心惊胆战，盖因这声音是灵魂里发出的恶声！这声音暗合了中国“外儒内法”、“成则将相败则贼”的历史伦理，也暗合了人性深处的黑暗，从而深深影响了我们的民族性格。国人虽尊《红楼》为“四大名著”之首，实则以《三国》影响为最。宝黛那样的人物，迄今甚至永远都是这个民族的异类，而“使君与操”这样的大小英雄随处尽可俯拾。所谓“少不读《水浒》，老不看《三国》”的古训，一语道出了两大名著的毒性。
到罗贯中《三国演义》这里，吕伯奢的事终于演变成了一桩展示善良、罪恶、暴力、人性的大戏。细节生动，节奏紧张，扣人心弦，使人震怖。然罗贯中得意忘形之际，不免也留下有欠推敲的痕迹。比如，既是杀猪，猪焉有不叫之理？操、宫又不是聋子，怎听不到？杀了人，才见有猪绑着？若果是夜，伯奢又到哪里采购？难怪曹操起疑。
由吕伯奢事可以管窥《三国演义》的重要写作策略，它撬开历史的缝隙，拓出一方天地，成就百万言煌煌巨著。它的叙述行走于虚实、明暗之间，或举重若轻或举轻若重，常顾左右而言他，才使人生荡气回肠英雄气概，忽回首方觉只黄粱一梦。如其楔子所唱“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罗贯中秉持的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立场，但其中仍然可见书写者的良知和孤愤。这是《史记》之后，历史书写的尊严的又一次伟大呈现。
由吕伯奢事可以领略文学写作的自由，像吕伯奢，需要时就来，杀了也就杀了。以这样一个普通善良的小人物，充当黑暗暴力的献祭，更让人感觉历史和命运的无常。罗贯中还言之凿凿地造出了陈宫这样一个人物，让其充当见证者。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曹操纵然武艺高强，以一敌八，终也难逮，为他添一帮手。陈宫以其光明磊落，映衬曹操的乖戾残暴。这个人物完成了他的使命后，就自动消失了。消失只是不为我们所见，他其实还隐藏在文本的后面，发挥着作用。陈宫一定把真相说给了草间巷陌，经过重重传播甚至传到了蔡文姬的耳中。不然，蔡文姬何以知晓？何以因此恼了曹操，远嫁匈奴？原来，吕伯奢竟是蔡文姬的远亲。一个“出台”即死的人物，关涉那么遥远寥廓！罗贯中真是信马游缰，却总能顺利返回初衷。
由吕伯奢事可以得到思维的乐趣。思维不一定都有价值，但一定有乐趣———王小波说过类似的话，但我将陈述句变成了转折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