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户籍自古以来都是头等大事，在古代的时候想做好皇帝最重要的就是土地和人口，现代社会中有互联网的存在能够很方便的查询户籍人口，但在古代的时候人们都是怎么统计人口户籍呢？
隋朝承袭北朝的经济制度，以人头与土地相结合，赋税的征收和徭役兵役的发动都是以户为单位，以人头为核算起点。要知道确切的赋税额，其前提，必须有个确切的户口数，也就是确切的户籍数。可是从南北朝以来，政府所掌握的户籍数与实际户口情况极为不符，隐漏非常厉害。造成隐漏的原因大致是：有些家庭的户籍，仅报丈夫，不报妻子；有些家庭虚报年龄，或老或小，避开丁男年龄段；有些游手好闲者，荡逃在外。所有的表现，症结只有一个，即逃避赋税力役。
中国古代并没有身份证,倒是有两样与身份证相似的证件,那就是符牌与传信。相较而言,符牌侧重于表明身份,传信侧重于准入通行。从功能层面看,似乎可以得出“符牌+传信=身份证”的等式,但从内涵渊源来看,符牌、传信与身份证只是形式相近,本质却大不相同。
符牌最早是兵权及君权的象征。《史记·五帝》所记载的“轩辕氏北逐荤粥,合符釜山”里的“符”其实就是兵符。《周礼》的记载则更为清晰:“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珍圭代表君权,牙璋代表兵权,其内涵都是权力的物化与延伸,大有金庸小说《笑傲江湖》中“见黑木令如见教主本人”的意味。当然,这些符信还带有防伪功能,《说文解字》称其“分而相合”,也就是先将一整块符牌一分为二,使用时双方各执一半,合在一起以验真伪——现代汉语中的“符合”一词,也正渊源于此。
古代中国的人口流动并不算频繁,但终究不可避免。为了保证这种流动的正常进行,传信便应运而生。
传信是古代过关津、宿驿站、乘驿站车马的凭证。与符牌不同,传信一般是由普通吏民所使用的一次性证明,上面所记载的信息更详细。传信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韩非子·说林上》中讲述到:“田成子去齐,走而之燕,鸥夷子皮负传而从。”陈奇酞作注道:“传,信也,以增帛为之,出入关合信。”从这两段记载来看,传信有些像是身份证、介绍信、预付卡的混合体,而且其防伪方式与符牌一样都是“两相堪合”。
汉朝任选官员使用察举征辟制,受到征召的人持有传信,可以免费乘坐朝廷车马。不过与陈奇酞所说的“以增帛为之”不同,汉朝的传信多以木制,上面记载相关信息再加盖御史大夫的印章——两汉四百年间,不知有多少出身寒门的子弟在这种小木条的指引下成为国家栋梁。
为解决户口隐漏问题，隋文帝在开皇三年（公元５８３年）推出了检括户口的运动，即“大索貌阅”，将任务下放到基层组织，并由其承担责任。隋朝地方上的最基层组织是三长，京畿地区为保长、闾正、族正；一般地区为保长、里正、党长。三长负责大索貌阅的具体事宜，一旦发现其负责的范围内有户口不实的问题，三长当被发配远方。
杨坚父子在中国古代户口管理的制度建设方面功不可没，除了搞“大索貌阅”，还把户籍制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按照地域来分配考试名额，史称“本贯应举之制”，“本贯”就是“户籍在本地”之意，“应举”即“参加科举考试”，套用现在的话说：必须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
“本贯应举之制”渊源在隋朝，真正确立是在唐朝，宋代予以继承和发展。开宝五年（公元９７２年）十一月，宋太祖下诏规定：考生一律在有户籍的本贯州府参加考试；不准以寄居他州的名义应试。在开封府应举的户籍规定更严，天圣七年（公元１０２９年）改为须有户籍七年以上并实际居住“即许投状”。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并与当时的赋役制度的变革相适应，创造以登记人口为主的“黄册”和以登记土地为主的“鱼鳞册”，标志着中国古代户口调查登记制度的相对成熟。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代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
为了让农民安心耕田，朱元璋制定了“路引制度”。外出百里之外时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路引”，路引相当于通行证，需要向官方申请。没有路引，就不能随便离开土地，这种制度将农民的行动限制在很小的范围。
但是到明朝中后期，土地大量被兼并，无数农民无地可种，流离失所，又因为明朝的路引制度，这些流亡到外地的农民被官府追捕，成了所谓的“流民”。每逢饥荒横行，便是流民四起之时，到了明末李自成起义时带着只有５０来人的队伍重出商洛，轻骑走河南，河南流民听说后纷纷前来投奔，一下子发展到了七八万人的队伍。
《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当初秦末天下纷乱，项羽与众英雄盟约，谁先入咸阳即为天下共主，阴错阳差刘邦得了先。刘邦军队进入咸阳，诸将都忙着冲进后宫或达官贵人府邸抢夺金银财宝和美女，只有萧何一头扎进丞相府、御史大夫府以及皇家图书馆，将“律令图书”转移到安全地带派人严加看守。
后来的事儿，家喻户晓，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萧何为“丞相”，项羽自封“西楚霸王”，与各路诸侯大肆罗掠，然后一把火烧了咸阳城。太史公司马迁记载这件事后写下这样的话：“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意思是，刘邦日后能够迅速由弱转强，最终消灭包括项羽在内的各路诸侯，关键是了解当时中国的地理民情，而这些都来自萧何当初在咸阳的“收藏”。萧何私自收藏的图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秦国户口版籍，这一举动在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惨烈斗争中具有强烈的符号象征，可谓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