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多次笔涉荆州，然而罗贯中笔下的荆州，所涉及的郡县辖地、地理方位等却和东汉末年的历史真实不符。 三国时期，实行的是“州-郡-县”制度。在当年荆州的辖区范围内，南郡只是其中一个下级行政区。然而，罗贯中却将荆州、南郡混为了一锅粥。如赤壁之战期间，诸葛亮派赵云去乌林设伏，赵云心细，说：“乌林有两条路，一条通南郡，一条取荆州。”在这里，这两个不同级别的行政区，竟分别成为以乌林为岔路口的、两条道路不同去向之间的关系。到了赤壁之战，赵云趁周瑜与曹仁激战于南郡城外之机，夺了南郡城，该书又写道：“瑜命且回军商议，使甘宁引数千军马，径取荆州……”对荆州与南郡，实可谓州、郡不分。 那么，在《三国演义》中，它们各自的地理区位又在哪里呢？ 曹军被周瑜火烧战船，一干人等在烟火弥漫中狼狈逃窜。再往后，天降大雨，曹操率领众人冒雨而行，遇着李典、许褚保护着众谋士来到，操喜出望外，令军马且行，问：“前面是哪里地面？”人报：“一边是南彝陵大路，一边是北彝陵山路。”操问：“哪里投南郡江陵去近？”军士禀曰：“取南彝陵过葫芦口去最便。”操教走南彝陵。 这里，曹操将“南郡江陵”连为一说，其实荆州和南郡是设于江陵的两种不同级别的行政区。 在以荆州为主战场的赤壁之战中，罗贯中对涉及的郡县在地理方位上，也都存在着东西颠倒、南北混淆的错误。他虽然以间接方式，或读前人著述、或听他人传言知道了荆州。然而，由于履历未至，他所知道的荆州的确似是而非。要说明这个话题，还得从这个地方的历史沿革谈起。 起初，荆州是个大范围的区域概念，而不是一处地名。自两汉迄至两晋，作为一个行政区划的荆州，其治所亦曾有所迁转，即如唐朝余知古在《渚宫旧事》中所说：“初，汉置荆州，虽刺史乘传车，犹以江陵为治所。”至东汉末年，由于“江南宗贼”（地方宗族豪强）势力强盛，足以与地方官府相抗衡，故一度迁移至武陵汉寿（今湖南常德西北）。汉献帝初平元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原长沙太守孙坚挟私怨逼迫荆州刺史王睿自杀，朝廷任命刘表出任荆州刺史。刘表到任时，得到南郡望族蒯氏兄弟蒯良与蒯越的支持，遂以诈谋平定“江南宗贼”，为安全计，乃将州治移到襄阳。到东晋永嘉五年，陶侃出仕最终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荆州刺史，才基本确立在江陵城设定荆州治所的格局。到穆帝永和五年，荆州刺史桓温便将其定址于江陵，并一直延续到后世。肇自南朝宋武帝刘裕等一再分割荆州，其后荆州作为一个大区域范围的概念便渐渐削弱，而其以一处地名的说法开始让人们普遍接受。南北朝时，西魏在此地置江陵总管，至隋初废而复置，再入唐之后又更置荆州总管、荆州都督……由此，荆州、江陵这两个地名，便与这一处城垣建置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到了唐宋文人的诗文中，它们就基本上混为通用了。 时至罗贯中所生活的时代，人们要么以括号将荆州城、江陵城这两个地名互作训释，要么直接把它们作为“一城二名”，前后混用。这样一来，就导致了在《三国演义》中，他常常把荆州、江陵以及后来已经消失了的南郡，皆分别指识为不同的城，由此而让读者被这一带的地名与城垣建置搅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