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一个集团的人共同努力，尤其是在这个集团的领导决策层当中处于核心地位的领袖人物，不必每一项的才能都比其他人强，而只在于他能够知人善任即可。这就是汉初刘邦用三杰夺取天下的道理。但是，封建社会是家天下私有制，等级森严，能像刘邦这样放手任用人才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表现为，我的官比你大，我的能力就比你强，智慧就比你高。因此，你就不应该超过我，假如你看问题比我准，对事物的判断比我准确，那就是你的罪过。三国时期的袁绍就演绎了这样的逻辑。他把这种领导就比部下高明的逻辑演绎到了极致，假如部下比他还高明，轻一点的怀疑你有异心，重一点的就得去死。
官渡之战前，袁绍已经拥有冀州等北方四州，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军队有十万之众，文臣武将更是人才济济。比如说那个武将张郃，以后成为抵御蜀汉军队的主力战将，赫赫有名，但在袁绍手下根本就不算回事儿。还有这谋臣，属于当时杰出人才范围的响当当的人物就有好几个，而这些人不管谁的一条建议如果被采纳，袁绍都可能处于有利地位，至少不可能那样快就失败。但这个人叫袁绍，他的逻辑是，只有他才是最高明的，部下不应该也不允许比领导高明。
官渡之战前，袁绍在各方面都对曹操占有绝对的优势。曹操手里除了有一个汉献帝，其他方面都没法和袁绍比。但是，曹操有了这个汉献帝，他就可以天子的名义发号施令。本来，袁绍是可以先于曹操迎取天子的，因为在开始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中，袁绍的势力最大，威望也最高，可是，袁绍却看不到汉家天子所具有的政治优势，拱手将这个大便宜让给了曹操。
《三国志》的记载是，汉献帝到了黄河以东，袁绍派郭图到天子那里出使，郭图回来后劝说袁绍，迎接皇帝在邺城建立都城，袁绍不同意。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谋士沮授对袁绍说：现在我们的地域大致已经确定了，现在应该迎取天子，在邺城建立都城，这样您就可以“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又有谁可以抵御！袁绍很高兴，准备听从沮授。可是，另一个谋士郭图却说，汉室已经衰落时间很久很久了，现在想让它兴旺起来，不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吗？现在的英雄豪杰拥有州郡，一有行动就是上万的军队，正所谓是“秦失其鹿，先得到者就可以为王”。如果现在把天子迎接到自己身边，凡事都要上奏请示，如果依从，那么权力就会被削弱，不依从，就是不遵守皇命，这不是一个好主意。沮授说，目前迎接天子，是一个大义大智慧的事情，如果我们不早一点动手，必然会有人赶在前面。可以说是机会不能失去，只有快速行动才能成功，愿将军您早一点行动。可是袁绍不能用。
不管哪一个说法准确，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部下劝袁绍迎接天子，建都邺城，袁绍没有采纳。对于后一种情况，双方各说各的，看似都有道理，关键看你这个“主公”是如何认定的，而袁绍恰恰认定为不能接纳这个皇帝。而曹操和部下讨论迎接天子一事，同样也是意见不统一，但荀彧、程昱劝说曹操应该迎接天子，曹操马上行动，等到曹操把汉献帝接到自己手中，袁绍马上就后悔了。
如此看来，劝袁绍迎取天子的人是非常有眼光的。
建安四年（公元199），袁绍打败了公孙瓒，拥有了北方四个州，准备向南进攻许县。沮授谏阻说：我军连年征战，百姓已经很穷苦了，仓库里没有积蓄，人民的负担重，这是我们很大的忧患。我们应当派遣使节去向天子报捷，发展农业，让老百姓休养。如果曹操阻拦，我们就说他阻隔王路。有了这个理由，我们就进军黎阳，逐步经营黄河以南地区。我们在这儿做着战争的准备，派出少量的精兵骚扰曹操的边境地区，使他不得安宁，这样用不了三年，我们就可以取得成功。袁绍另外的谋士郭图等人表示反对，说袁绍打败曹操，就像是翻个手一样容易，现在不去夺取许县，以后就更不容易了。沮授说：现在曹操已经拥立了天子在许县，现在去攻打，正义不在我们一边。况且曹操善于用兵，不是像公孙瓒一样等着你去攻打。现在我们不用最稳妥的方法，而去兴不义之兵，我内心里为您感到害怕。郭图又举出武王伐纣的例子，说征伐曹操就是兴义兵，袁绍就舍弃了沮授的计划，听从了郭图等人的意见攻打许县。
其实，这两人的说法并不难分辨优劣，郭图等人的话只不过是几句口号，空洞无物，凭这样的计谋怎么能够打仗？谁家打仗能够像翻个手一样就能取胜？但是，郭图等人又进谗言说，沮授的权力太大了，如果让他这样继续下去，恐怕就没有办法控制他了。这话袁绍听进去了，马上把监军一职废除，设立为三都督，使沮授、郭图、淳于琼各掌管一军。实际上，军队权力的高度集中便于军令的统一，指挥的高效，都是战斗力的体现，而袁绍却自己分权，降低效率，实在是做了一件蠢事。要说他做这件蠢事的目的，可能是要他们相互制约，他便于居中控制吧？可这种自以为是的高明削弱的是自己的力量。
袭扰敌人，让曹操东西不能相顾，使他疲劳困顿，差不多和沮授一样的话田丰也说过。本来，田丰是袁绍厚礼聘出来做官的，正是用了这个人的计策，袁绍打败了公孙瓒。袁绍要攻打许都，田丰再次劝他：“现如今放弃在庙堂之上就能取胜的计策不用，非要把胜负押在一次战役上，如果不能如愿取胜，恐怕后悔就来不及了。”袁绍没有听从，田丰就诚恳地再次建议，袁绍更加生气，认为他破坏了军队士气，就把田丰关押了起来。其结局果然是被田丰言中，袁绍官渡失败。败逃回去的军将都认为，如果听从田丰的话，恐怕不会有如此之败。
田丰的话应验了，证明以前他的主张是正确的，袁绍应该对田丰这个人重视才对。尤其是，袁绍的第一谋士沮授被曹操俘虏，不投降被杀，田丰应该受重用了吧？可事情的结果恰恰相反，田丰被杀！而被杀的原因竟然是袁绍觉得没有脸见田丰，因为以前田丰说的话是正确的，害怕田丰耻笑他！
这就是袁绍的逻辑：下属就不能比领导高明。假如你比领导高明，轻则分你的权降你的职，重则杀你的头。难怪具有绝对优势的袁绍会败给曹操。
郭图在背后诋毁沮授时说：“臣与主不同者昌，主与臣同者亡。”大概这句话袁绍听进去了。只不过，恐怕他的理解是，这个“不同”是不能比肩，就是臣子不能超过主公，超过了这个国家就要灭亡。实际上，这个“不同”指的是不应该是一种类型。比如说汉初三杰，刘邦自己就说过：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保证粮食供应，我不如萧何；统帅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取，我比不上韩信。但是，这三个人不是一个类型的人才，他们和刘邦也不是一个类型的人，这就是不同。再比如说曹操，文武全才，但若论搏杀能力肯定赶不上许诸，谋划能力也不一定能赶上荀彧、郭嘉，但曹操不需要和这些人比武比智，只要用他们的所长就行。可惜袁绍不懂得这个道理。
有一个水桶理论，说水桶能盛多少水，不是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很不幸，作为集团的最高统帅，袁绍自以为高明，却成了最短的那块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