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避穷追猛打的金兵之锋芒，天祚帝收拾了金银细软，在保镖、后妃拥护下，一溜烟儿地逃出居庸关，去漠北草原流浪。他抛弃了燕京的臣民。留守的文武百官感到寒心了，于是推选南京军政长官耶律淳（兴宗之孙）为新君，号天锡帝。内忧外患，使天锡帝继位不久，即一命呜呼。治国抗敌的重担便落在其妻萧后肩上。萧太后，正面临着双重不幸：自己家庭的悲剧和整个国家的悲剧。还必须在南北两条战线上，同时抵抗两个敌人：联手合围、欲将辽置于死地的宋与金。江河日下的辽，此时已真正是“孤儿寡母”之邦：一位寡妇苦苦坚守着一座摇摇欲坠的孤城。腹背受敌。天仿佛就要塌下来了。命运简直要把所有的苦难都强加在一个女人身上。在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时，辽之精锐部队常胜军又集体哗变，反戈一击。其将领郭药师引导宋朝大军打进了南城门，激战于悯忠寺（今法源寺），要求萧太后投降。萧太后拒绝了。萧太后穿着丧服督战，表情冷峻，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军阀混战的五代十国时期，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于长城外坐山观虎斗的契丹族，扮演了渔翁的角色。契丹主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16年建立辽王朝，对一墙之隔的幽州（今北京）垂涎三尺，曾倾巢出动，亲率三十万兵马跨越燕山强攻，而未得手。他并没有死心。幽州城下有一唐代旧庙，因供奉大悲观音菩萨像，称作大悲阁。传说辽太祖遥指白衣观音像说：“我梦神人叫送石郎为中国帝。”所谓的石郎，即后晋太原节度使石敬瑭也。
石敬瑭谋反称帝，不得不借助外族的力量，一直对契丹主暗送秋波。开出一张“空头支票”：许诺割让包括幽州在内的燕云十六州，以这份厚礼，获取“友邦”的护佑。不仅如此，他还厚颜尤耻地自称儿皇帝，摇尾乞怜。清泰三年（936年），中原朝廷调集平叛大军围剿晋阳，命幽州刺史赵德钧西进，断其退路——辽太宗耶律德光见有利可图，当然不会坐视自己的“干儿子”覆灭，火速增援。
赵德钧属墙头观望派，亦想从乱世中谋私利，派人跟辽太宗谈翔，表示自己同样愿做儿皇帝——可惜他列具的酬劳比石敬塘小气多了。契丹骑兵不甘作如此廉价“雇佣军”，依旧器重石敬塘的傀儡政权，大刀阔斧解太原之围。
赵德钧既违背君命，坐失截击契丹援军阻挡其与石敬瑭会合之良机，又未能跟耶律德光谈成“买卖”——里外不是人。投机者小算盘彻底打错了。最后只好举手投降。契丹人马兵不血刃地占领幽州，并且席卷燕云十六州。“穷大方”的石敬瑭，为争王冠不惜牺牲民族利益，乖乖交出被割让的州府图籍，以象征成交。
赵德钧作为降将，远赴辽上京临潢府拜见太后，摆出一副讨好的嘴脸：“尽以一行财宝及幽州田宅，藉而献之。”太后冷冷地问：“田宅何在？”老赵未听出弦外之音，态度仍很踊跃：“俱在幽州。”太后大笑：“属我矣，又何献也？”接着痛快淋漓地把眼前这只让人瞧不起的“落水狗”嘲讽了一把：“汝欲为天子，何不先击退吾儿，徐图亦未晚。汝为人臣，既负其主，不能击敌，又欲乘乱邀利，有何面目复求生乎？”老赵面红耳赤地告退。不久即一命呜呼于草原。
契丹虽厌恶墙头摇摆、立场不坚定的赵德钧，后来还是不曾亏待其子赵延寿。会同元年（938年）升幽州为陪都，号南京。首任地方官即赵延寿：“领南京留守封燕王，总领山南（燕山以南）事。”辽王朝很善于运用“蕃汉并行、自成体系”的“民族政策”：以契丹制治契丹人，以汉制治汉人。首当其冲的赵延寿，甘心为虎作伥，把南京管理得井井有条。契丹主对自己亲手扶持的“大管家”很满意，南巡时大驾光临赵宅，以资鼓励。小赵卖身求荣，热烈吁请辽兵南侵中原，表示愿赞助粮草刀甲，愿作急先锋。有人说：小赵是在与后晋石重贵（石敬瑭之子）争当“孙皇帝”，真正继承了乃父遗风。这种走狗作风后来一直遗传到日军侵华战争中“鬼子翻译官”及汪精卫之流身上。
小赵，是辽南京“伪军”之头领。不仅负责警卫、保安，还主管财政、运输、户籍。权倾一时。当然，首都的中央机关发来“红头文件”，必须严格执行上传下达。另外，皇室人员每年来南京避寒或巡察，也要曲意奉承、隆重接待……
据方彪著《北京简史》记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京郊南苑有“考古新发现”：赵德钧与妻种氏的合葬墓。“墓室为‘三进六耳’规模庞大，陪葬品豪华惊人，墓室壁画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奢侈生活。赵德钧死于草原，此墓系赵延寿重返幽州后所建。赵氏家族被北迁草原时，幽州财产尽失。重返幽州后不久即能在战争环境中建造如此豪华的墓穴，足见其根基之深厚。赵氏家族短期内重振，说明赵德钧在幽州十几年的经营，确实造成了一定影响，形成了特定的地方势力。否则契丹也不会对赵氏前倨而后恭，利用赵延寿稳定幽州动乱的政局。”因未能亲眼目睹挖掘出的实物，只好原文照抄，供读者诸君与我一同想象：小赵是如何将老赵的遗骸迁葬故土的，如何在燕京郊外为乃父择选风水宝地、大兴土木的…
老赵藏匿于九泉之下的阴魂，重见天日，是否仍然感到挺没面子的，挺不好意思的？无颜见江东父老？真快呀，眨眼之间，就是一千年！
被石敬瑭这个大倒爷转手出卖的燕云十六州，一直是中原王朝的一块心病。实在让人舍不得。尤其自古即为边防要塞的幽州，沦落敌手，无异于门户洞开。长城顿时显得虚设了。游牧民族尽可以此为桥头堡，挥鞭南下，捣内陆之心窝。
正因有唇亡齿寒的危机感，后周世宗于公元959年亲率北伐军运河而上，收复关南三座州府，本想造桥后渡拒马河直逼幽州，可皇帝偏偏在这节骨眼上生病了，只好到此为止。
第二年，一位叫赵匡胤的将军，奉新上台的七岁小皇帝之命，再次征辽。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出开封不远，便在陈桥驿发动了兵变：赵将军黄袍加身，摇身变作宋太祖。
宋太祖同样很挂念并人契丹版图的燕云十六州。他幻想跟契丹再做一回买卖，以金元为炮弹，回收失地。于是拼命攒钱，疯狂制币，恨不得让全民皆商，扩充国库。为鼓励老百姓大干快上、提高工农业生产总值，他提出一条爱国主义的口号：“俟满五百万，当向契丹赎燕蓟。”有了宏伟目标，财政收人扶摇直上。在这位拜金主义者眼中，没有什么不可用金钱收买，关键是要早日搞到更多的钱。
臣下提出疑义：假如契丹不愿意，把燕云十六州当作“金不换”的无价之宝加以捍卫，可怎么办？宋太祖瞧了瞧胜利在望的财务报表，豪爽地一挥手：那就打呗！“我以二十匹绢购一契丹人头。其精兵不过十万人，止费二百万绢，则敌尽矣。”他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存钱似乎比练兵更重要。所以他直到老死，还在忙着储蓄，积累财富。真是钻进钱眼去了。也许他是一个称职的经济学家，却缺乏汉唐军事家之霸气。他一厢情愿地规划：若干年之后，使燕云十六州回归祖国的怀抱，要把防线推进到长城古北口一带，驻扎重兵，永保平安……事情绝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
继承其遗产与遗志的宋太宗赵光义，于公元979年围剿幽州，攻多日而未克。两军选择高梁河畔（今西直门外）进行大决战，宋太宗亲自担任前敌总指挥，悬赏百万，此举刚刚奏效，不巧的是，一代猛将耶律休哥率生力军自草原赶来，给苦苦撑持的辽军打了一针强心剂。宋朝将士也不贪图那点奖金了，保命要紧；丢盔卸甲抱头鼠窜。一口气溃退数十里都未打住。耶律休哥血染战袍，却“轻伤不下火线”，身先士卒，策动剩勇追杀穷寇，砍下了无数人头。
高粱河一役，是宋军的滑铁卢。“宋主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估计还脱下龙袍，化装成农夫一类。更尴尬的，是他屁股上中了一箭，血流不止（据传十八年后，宋太宗因旧创发作而驾崩）。即使可以忽略士兵阵亡数目，这一箭对他本人的教训，够深刻了：有再多的金银，也保全不了血肉之躯。
为报一箭之仇，宋军第二年复攻辽，又重蹈覆辙。这回宋太宗学乖了，远远地躲在后方遥控。他再也不敢置身于敌人的射程之内了。
宋雍熙三年（986年），太宗还不死心，发动第三次围剿一史称“雍熙北伐”。其时辽景宗驾崩，圣宗年幼无知，由萧太后说了算（辽王朝“垂帘听政”的故事）。出于投机心理，宋军三十万人马趁火打劫，突袭这“孤儿寡母”之邦。兵分五路：“第一路自保州（今保定）进攻涿州，第二路自雄州沿拒马河北上，这两路是攻打燕京的主力军。第三路自唐河谷进攻蔚州，第四路出雁门，进攻云、朔。目的在于插入敌后，切断辽军由大同（辽西京）对幽州（辽南京）的增援。这两路的主将是潘仁美，副将是号称杨无敌的杨继业。第五部是水军，抢占辽西走廊，防止契丹自腹地调集援军由榆关南下，沿海滨驰援燕京。五路大军的总目标是会师蓟城之下，夺回幽州故地。”（引自《北京简史》）构想得堪称尽善尽美，可惜计划不如变化。
辽南京的现任留守正是那位谋勇双全的耶律休哥。他在幽州城外打起了游击战，不仅坚壁清野，而且专门偷袭宋军运输粮草的车队——弄得大宋远征者饥一顿饱一顿的，就差挖野菜嚼草根了。饥肠辘辘，又如何有破城攻坚之力气？而萧太后亦非头发长见识短的平庸女流，临危不惧，自草原深处驱动所有能战之士，日夜兼程，火速增援南京。她本人甚至怀抱幼子（圣宗），亲临前线，像母狮一样怒吼，以示鱼死网破之决心。是的，对于她与她的子民来说，南京简直比生命还重要——这是一座血肉之城、尊严之城。
果然，连败三局之后，宋太宗终于心灰意冷，闭口不提“解放”燕云十六州之事，转为全线防御：高筑墙，深挖沟，广积粮。一场古老的冷战。
说起旷日持久的宋辽战争，今人最容易想到的是杨家将、穆桂英——已成戏剧中的经典人物。如果公平地看待历史，则必须承认：契丹也有它自己的民族英雄，萧太后、耶律休哥等人，亦非鼠辈。在连续三次的“辽南京保卫战”中，他们属于守擂的一方，却临变不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稳稳地压住了阵脚。真是军事上的天才。敢赌，敢拼，敢死，敢于迎接任何突如其来的挑战。
1004年，睿智的萧太后以牙还牙，也组织了一支远征军，冒险攻入宋境七百里，占领距汴京（开封）仅一箭之地的澶渊州（今河南濮阳）。逼得宋真宗都准备移辇迁都了。还是靠强硬派代表寇准，拥护着真宗亲赴辽营，订立了城下之盟。约定双方互不侵犯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互不“创筑城隍开拔河道”，“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守存，沟壕完葺，一切如常”——恢复到战前状态。以兄弟之国礼尚往来。唯宋需“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在燕京交付。自宋太祖即开始囤积的银绢，终于派上了用场——只可惜是无偿的。
澶渊之盟，总体上来说还是积极大于消极。化干戈为玉帛，对连年苦战的双方都求之不得。从此形成“百年和局”：宋辽不加兵者一百二十年，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燕京不仅是辽接受宋“岁币”之口岸，而且边境贸易日渐繁荣，南北货物在此交换，互通有无。辽朝甚至在燕京设立太学，引进了汉族的科举制度。
辽有五京：上京临潢府（今赤峰巴林左旗），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宁城），东京辽阳府（今辽宁朝阳），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南京一开始仅为皇家避寒的“冬宫”。澶渊议和后，因经济、文化、外交诸方面独具的优势，地位逐渐提高，直至成为辽的政治中心。尤其兴宗、道宗等帝，极偏爱驻跸南京：天气好，水土好，景色好，饮食好，风俗好……
宋使逢年过节去上京或中京拜见辽帝，送信献礼，必经南京。通常会在城南永平馆（原碣石馆）住几宿，参加地方官员的宴请，并且游览名胜古迹。然后一路经望京馆（今朝阳区望京村）、密云馆、金沟馆，直至出长城古北口……
有一个细节颇能体现辽王朝开阔的胸襟：在古北口的交通要道，修筑了金碧辉煌的杨令公庙。当然你可以很概念化地理解：这主要是做给重任在肩的宋朝使节看的，是粉饰太平——是故作大度的姿态，给往事画句号，兼而安抚沦陷区的民心。但作秀能做到这种程度也够可以了：丝毫不忌讳给昔日之死敌立传树碑。多多少少地说明：契丹不以胜败论英雄，不以自身之利害论英雄，对战败了的对手仍然心存敬意——正如他们对赵德钧那样屈膝软骨的降将怎么也掩饰不住鄙夷的情绪。与胸怀坦荡如大漠雄风的北方游牧民族相竞争，小农经济、尔虞我诈的一系列中原王朝，似乎注定了将蒙受耻辱。不仅在军事上甘拜下风，在精神上也稍逊一筹。
契丹的可敬之处，在于保持着一颗爱憎分明的赤子之心。无论对敌对我，永远尊重死去的高尚者，而不同情偷生的卑鄙者。譬如它对待杨令公与赵德钧，对待烈士与懦夫，就是截然相反的态度。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也是围绕一座城市的攻守展开的。其伟大在于，作者并非一味地偏袒己方的阵营，还不遗余力地赞赏着敌人的光荣。既塑造了希腊联军中阿喀琉斯等豪杰，又称颂了特洛伊城的英雄：赫克托耳。
契丹对劲敌杨令公的敬意，很有一股古希腊人的潇洒与浪漫。这是诗人般的无邪的情怀。
发生在辽南京城下的“三大战役”，以七年为始终。在我眼中，这是一部中国版的《伊利亚特》。特洛伊之战持续了十年才分出输赢。特洛伊失守了。辽南京却坚不可摧。
一代名将杨继业，如同阵亡的阿喀琉斯之化身。
耶律休哥呢，则是辽南京的赫克托耳。
当然，宋辽战争并不存在海伦，并非为了争抢美女而大打出手的。但假如采用拟人化的手法，我就可以帮助你发现：有一个中国特色的海伦，隐现于刀光剑影之中。这个引起了数百年纠纷的海伦，即丰腴秀美的燕云十六州。抑或，是辽南京城本身。
直到公元1367年，一位叫朱元璋的新时代英雄，圆了无数先驱者的梦：把古老的海伦夺了回来。燕云十六州失而复得，回归汉人的版图。
燕云十六州与海伦一样，都带有战利品的性质。
辽代的萧太后，是北京最古老的女强人。扶持幼帝，统领目官，一手料理内政外交。深入敌后、逼迫宋主求和结盟，正是她的主意：“她专政多年，能驾驭契丹皇族将领，也能重用降人，所以才能冒至大之险（黄仁宇语）。”孤注一掷，居然赌赢了。其勇气与谍略令双方的须眉男儿赞叹。更难得的，她策划的澶渊之盟绝对属于“双赢”：公平合理，才带来持久的和平。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萧太后堪称清代的慈禧太后的榜样。够她学一辈子的。有一件事可评判出两者的高下：萧太后挖运河，是利人；慈禧太后造颐和园，是利己。
萧太后把隋炀帝的精神发扬光大了，以抵达通州的大运河为基础，增筑了分别与燕京、顺义相连的两条漕道：“由东京地区运往南京地区的粮食在今锦州一带扬帆出海，到平州滦河口登岸（辽代滦河出海口在今河北乐亭县），辽廷在东汉末年曹操开凿的‘辽西新河’的基础上，开通了‘萧太后运粮河’。海运而来的‘东京粮’，沿运河经宁河、香河到潞县（今通州），然后船分两路，一路沿潮白河北上到顺州，一路西行至燕京。”（引自《北l山简史》）北京的三里河，即“萧太后运粮河”抵近城区的一段。民间传说在今顺义（古顺州）牛栏山，有萧太后望粮台：她曾经登高远眺、手搭凉篷，期盼着自老家驶来的粮船——称得上是望眼欲穿。
我一直以为萧太后是绝无仅有的。后来读《辽史》，发现在不同时期，都晃动着萧太后的影子。莫非她像王母娘娘一样长生不雹？彼此的生卒年月相差太远，很明显不是同一个人。只不过都叫做萧太后罢了。但在刚烈的性格与执政的魄力方面，又仿佛同一个人的不同化身。只能说，契丹是一个产生过众多的女英雄的民族。就像西方传说里的诗神缪斯是由九位司掌各门艺术的女神组成的，萧太后的名称，已成诸多女强人的共同体。
其实这个谜团很容易解开：契丹皇族皆以耶律为姓，后族皆以萧为姓。难怪有那么多的萧太后呢。所有的皇后都姓萧。其中又不乏力挽狂澜的巾帼英豪。
怀抱年幼的圣宗参加“辽南京保卫战”的是萧太后，指挥南征而有澶渊之盟的是萧太后，挖运河的是萧太后——而百余年后困守辽南京、抵抗宋金两军合围的，还是萧太后。简直让人分不清：到底谁是谁呀？谁才真正是传说中的那个萧太后呢？
公元1122年产生的，恐怕是最后一个萧太后了。
为避穷追猛打的金兵之锋芒，天祚帝收拾了金银细软，在保镖、后妃拥护下，一溜烟儿地逃出居庸关，去漠北草原流浪。他抛弃了燕京的臣民。留守的文武百官感到寒心了，于是推选南京军政长官耶律淳（兴宗之孙）为新君，号天锡帝。内忧外患，使天锡帝继位不久，即一命呜呼。治国抗敌的重担便落在其妻萧后肩上。
恐怕所有的萧太后，都是在成为寡妇后变得无比坚强。有什么办法呢，既要哺育尚无生存能力的孤儿，又要接替新丧的丈夫收拾河山。她们力挽狂澜于既倒的膂力，并不见得就比宋朝的穆桂英等杨门女将逊色。在杨家将纷纷战死沙场之后，穆桂英挂帅，而有“十二寡妇征西”之悲怆故事。其实，敌国的萧太后所承担的责任，则要重得多。
最后一个萧太后，正面临着双重不幸：自己家庭的悲剧和整个国家的悲剧。还必须在南北两条战线上，同时抵抗两个敌人：联手合围、欲将辽置于死地的宋与金。江河日下的辽，此时已真正是“孤儿寡母”之邦：一位寡妇苦苦坚守着一座摇摇欲坠的孤城。腹背受敌。天仿佛就要塌下来了。
命运简直要把所有的苦难都强加在一个女人身上。在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时，辽之精锐部队常胜军又集体哗变，反戈一击。其将领郭药师引导宋朝大军打进了南城门，激战于悯忠寺（今法源寺），要求萧太后投降。萧太后拒绝了。萧太后穿着丧服督战，表情冷峻，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她手下的士兵纷纷流泪了。一群流泪的士兵居然比一群怒吼的士兵更有威力。他们不仅流泪，而且流血。他们要以泪与血来保卫一座城市，和一个女人。他们挺身而出，心甘情愿地为这个女人而牺牲。
就这样，一个绝望的女人，和一群绝望的士兵，把破门而入的敌人又赶了出去。每一寸夺回的土地都浸透了泪与血，爱与恨。
童贯率领的十五万宋军，被一直赶回了白沟（宋辽界河）。杀红了眼的契丹勇士，才停止追击。
同样是为了夺回自己的土地，宋朝的将士为何在整整143年里，都不曾有过这种决死肉搏的勇气？惜命者最终将丧失一切。
童贯被疯狂的抵抗者吓坏了，再也不敢轻易地越过界河一步。他想了一个歪点子：乞请金军帮忙攻城。此举不仅体现了宋军之怯懦无能，而且留下严重的后患：燕云十六州又要改姓了．既不姓宋，又不姓辽，而是姓金了。
萧太后手下的兵力伤亡很大，击退宋军之后，已不可能再扛得住金军的重击。当居庸关失守，萧太后不忍再让士卒白白地送死，只好放弃燕京，出古北口而西去。我估计，她在建有杨令公庙的古北口，肯定回了一下头，最后看了一眼长城脚下楼影幢幢的燕京城。那是她本人以及她的民族与一座城市的永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