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下旬，苏蒙联军某部从内蒙南下，进入河北境内，经古北口东进。8月31日，由绥中开抵山海关。
山海关依山傍海，气势雄伟，西北部是峰峦起伏的燕山山脉，南部是波涛汹涌的勃海；它既是长城的起点，也是华北通向东北的大门，古代有“京都钥匙”之称。
当天上午11左右，苏蒙联军在山海关城外先以机枪和坦克炮进行试探性射击。由于日军宣布投降已半月，驻守该地的日军的一个特别警备队没有进行还击。
当苏蒙联军停止射击后，日军即派一名军使，骑马驰出城外，与苏蒙联军交涉，以山海关不属苏军接收范围为理由，要求对方撤离，但被拒绝。
此后，日军数次派军使交涉，均未有进展。苏蒙联军要求驻山海关日军解除武装，否则便采取军事行动，强行进入城内。日军为避免战斗，准备向秦皇岛撤退。
苏蒙联军开抵古北口、石匣镇等地的消息于一周前已传到山海关。当地千余名日侨开始很是惊慌，东北与内蒙等地日侨的遭遇早已在日文报纸上登出。他们深恐自己也遭受同样的命运。但是后来听说经日军交涉，古北口方向的日军已经撤退，日侨们心情又渐渐安定下来，以为可以免受撤退之苦。
不料数日后，苏军即兵临城下。惊天动地的炮声，使怀着侥幸心理的日侨变得恐惧万分。
苏蒙联军的试探性射击停止后，一些大胆的日侨便跑出家门，到日军特别警备队司令部与日本领事馆询问避难措施。
警备队司令为避免日侨受到伤害，劝日侨们随军撤退。但日本领事馆领事藤本久一郎则提出相反意见，他认为，停战已经半月，领事馆通过外交交涉，可以充分保护侨民安全。他的建议迎合了一些舍不得抛弃财产撤退的日侨侥幸偷安的心理。
时间紧迫，不容拖延，日军采纳了藤本的建议，留下日侨，于午后1时许离开山海关，向秦皇岛方向撤退。
不料，灾难紧接着便降临到山海关日侨的头上。
日军撤离山海关时，全城日侨纷纷涌上街头，含泪为军队送行。随后，他们按照藤本领事的指示，暂到领事馆集中，待与苏蒙联军交涉，得到可靠答复后，再疏散回家。
下午3时左右，苏蒙联军开进城内，一面占领空无一人的日军警备司令部，一面派兵包围了领事馆。
这时，藤本领事颇为自信地走出领事馆，要求见苏蒙联军的指挥官，交涉保护侨民事宜。但当他随两名士兵走进苏军指挥部时，即被监禁起来。
藤本领事指示日侨集中于领事馆内，以使其受到保护的措施，正好为苏蒙联军提供了将日侨“一网打尽”的方便。藤本被监禁后，苏蒙联军立即冲入领事馆，将集中于内的男日侨全部押出，监禁于火车站附近，准备先运往满洲集中，伺后运往西伯利亚。剩下数百名女日侨，则关押在一栋平房内，听候发落。
日侨们指望在领事馆保护下平安过关的幻想至此破灭。被关押的男女日侨开始埋怨、哭泣，但均悔之已晚。
夜幕降临之后，数百名男日侨被苏蒙联军从关押处赶出来，编好队形，送往火车站，在那里等候北上的火车。
在灯光昏暗的月台上，几名日侨翻过栅栏逃走，被苏军发现。苏军士兵当即用俄语叫喊，要他们站住。逃走的日侨以为苏军也许不会开枪，继续奔跑。但转瞬间，月台上便响起了枪声。几名日侨当即中弹倒下。一名未被打中的日侨赶紧卧倒，等待苏军士兵赶上来，重做俘虏。但月台上的几个苏军士兵只是朝他们胡乱射击了一通，并未追赶。他待苏军停止射击后，爬到一名中弹倒下的日侨身边，见那人已经死去。
这时，恰好有一列北上的火车进站，月台上的日侨被苏军赶进车厢后，火车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开走了。
那个幸免于难的日侨趁火车到站，月台上出现混乱之际，悄悄消失在黑暗之中。
苏军进山海关后如此虐待日本少女?
火车站方向的枪声使被关押在领事馆内的女日侨十分恐怖。这些妇女起先以为是日军回师攻打山海关，不禁暗自庆幸，有的人竟欢呼起来。但枪声很快就停了下来，分明不是发生了战斗，而是发生了令她们揪心的可怕之事。于是母亲担心儿子，妻子担心丈夫，女儿担心父亲--她们都暗自祷告，在那阵枪声中倒下的不是自己的亲人。
突然，门开了，几个被酒烧红了面孔的苏军士兵闯进来，燃烧着欲火的目光在女日侨脸上扫来扫去。
年龄大一些的女日侨，已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事，几位母亲把女儿挡在身后，以为这样就可以保护她们的安全。女日侨们在苏军士兵的灰蓝色目光下，恐惧地紧簇拥在一起。
几个苏军士兵扫视了一番之后，冲进人群，将几个丰满漂亮的日本少女往外拖。这些少女恐怖地惊叫着，她们的母亲抱着士兵的胳膊苦苦地哀求。士兵们甩开母亲，用俄语喊着威吓的话，将几个少女先后拖出人丛。这些少女一面挣扎，一面尖叫：“妈妈，妈妈……”
但她们的妈妈此刻已无力保护自己的女儿。
一个倔强的少女在拖她的士兵胳膊上咬了一口。这个士兵大叫了一声，一个耳光将少女打倒在地。少女的母亲立刻扑上去保护女儿。那个士兵甩了甩被咬痛的手，嘻笑着拖开母亲，扭住少女的双臂，将她向门口拖去。
突然，一个20来岁的姑娘从人群中冲出来，挡在门口。几个扭住少女的士兵同时惊讶地站住了。他们不明白这位姑娘要干什么。
为首的姑娘叫西野良子，是日本随军慰安妇。跟她站在一起的是和她同命相连的姊妹。在自己的同胞眼看就要遭到弃国军人强jian时，她们挺身而出，想以自己饱受蹂躏的身体替那些少女受难。
西野良子用日语喊道：
“你们放开这些姑娘，我们跟你们去。”
苏军士兵听不懂她的话，但从她的表情和手势明白了她的意思。为首的士兵走过来，托起她的脸看了看，又捏了捏她的胸脯，笑着向其他士兵说了句什么，那几个士兵便放开了各自的“猎物”。
西野良子是1942年被日军送到中国来的。三年来，她无法记清自己已慰安了多少日军官兵。她只记得自己在一天中曾被一百多个日军士兵轮奸。她见自己也能救同胞姊妹于危难之中，脸上不禁露出一丝凄惨的微笑。她和另外4个姐妹向挤在一处的妇女们点了点头，随士兵出门而去。
西野良子等5位姑娘被几名士兵带到僻静处奸污后，又被送到军营，在那里分别遭到数名苏蒙联军士兵的轮奸。午夜过后，她们才被押回领事馆。
西野良子回到关押女日侨的平房后，见好些年轻姑娘已不知去向，一些年长的妇女在哭泣，另一些中年妇女也叹息不已。一问，才知她们的自我牺牲并未能使同胞姐妹免受侮辱。30岁以下的妇女几乎无一幸免，均被苏蒙联军士兵押出去奸淫过。而一些20岁左右的少女，一直未被送回。
西野良子等5位慰安妇听罢，不禁失声痛哭。
第二天，藤本久一郎被苏蒙联军放回领事馆。当他得知一千多名男女日侨的遭遇后，深感难辞其咎，在他的办公室里用短刀割断喉管自杀。
那些被苏蒙联军军官扣在身边专供自己淫乐的少女，直到军队撤离山海关时才被放出。
据有关资料记载，类似事件，不仅在山海关一地发生。
二战时期为何日本需要军妓?
日本“军妓”的悲惨生活
日本的“家”的制度下，认为儿女是家长的个人财产，家长有权力决定子女的终身，无论是买卖还是典押。日本在模仿中国的法律制订律令的时候，就把中国法律中的“十恶”中禁止近亲买卖的“不睦”除去了，把原本的“十恶”改成了“八虐”。
日本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日本买卖儿童和近亲结婚的情况十分普遍。很多穷人由于生活所迫，都会把孩子卖掉，特别是江户时期，人口买卖的情况更是十分盛行，有些日本家庭由于交不起年贡，就拿子女当作抵押。
日本贩卖儿女主要的对象还是女儿，在日本的封建社会后期，娼妓的情况十分严重。很多女孩被卖掉之后都会成为娼妓，而家庭基本就要依靠这些女孩维持。《日本女性史·近世》中记载显示，普通的农村女孩卖给妓院只能换到十三两钱。即便如此，被卖掉的女孩也毫无怨言。
因为她们接受到的教育就是为了家的利益，为了孝敬父母，牺牲自己的幸福是应该的，所以日本的女孩子为了家庭而被卖掉，不仅没有人鄙视，甚至还会受到人们的称赞。日本有一个卖身奉养母亲和弟弟的女子，还因为“孝心奇特”而受到了日本官方的表彰。
日本人认为武士为领主、大名家服务是奉公，仆人为主人服务是奉公，而女人出卖肉体同样也是奉公。明治时期，明治维新之元勋伊藤博文在回答英国《每日新闻》记者提问的时候说，“我不希望废除游廓”，这里的游廓也就是妓院。他的理由是，站在道德角度来说，做妓女是高尚的，因为她们是为了尽孝道才去出卖身体的。
当时的日本，表面上似乎看不到买卖少女的行为，其实这种事情还是普遍存在的。虽然日本人表面上说是“出赁”，但这个事情的性质依然是买卖，而且很多父母也愿意为了几百元而卖掉女儿。
他们和买卖少女的经纪人谈妥之后，经纪人会付给父亲一笔钱，然后把女儿留下。女儿之后需要做的就是靠出卖身体赚回自己的自由。每次和客人做爱之后，女儿都能拿到一些小费，用这些钱就可以逐渐还清这笔债务。不过一般都需要几年的时间，除非遇到有钱人，愿意付出一大笔钱把少女从妓院买回家。这对于日本的卖淫女来说，是一个美丽的梦。
虽然也有一些日本人对以上的现象颇有微词，甚至有些人还提议取缔它，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表示无所谓。那些喜欢光顾妓院的人更是不同意取消，甚至一些地方官员还建议应该让妓院更加繁荣，以此带动消费的动力，增加国库的收入。
德川幕府制订的“游廓政策”，导致当时的日本人大约有三成左右患上了梅毒，而日本人的风俗习惯和国民性格，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到了明治时代，妓院的繁盛情况不仅没有减弱，甚至还借助“中日甲午战争”而更加兴旺。历史记载显示，在1894年发生“中日甲午战争”之时，日本的军人在一年之内就在人口只有10万的出兵港口广岛，留下了2000多个私生子。
明治后期，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嫖娼的情况也因此更加严重。有人在当时做了一项调查，在吉原游廓的门前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统计一下进入游廓的嫖客人数。在晚上八点到九点，一共有1900人出入。其中1 4 岁以下的大约有50人左右，1 4-1 7 岁左右的大约是170人左右，1 7-2 4 岁的大约500人。当时的年轻人后来回忆嫖妓的经历时说：“那时逛妓院就像上厕所”。
明治时期色情业繁盛的原因，就和江户时代德川家康提倡的“游廓政策”一样，当时的明治政府对游廓表示出了相当的支持和保护。当时的伊藤博文因一句“不希望废除游廓”，被日本人男人视为“唯一的英雄”，而他本人也是公认的“色男”。据说平时和他交往的女性基本上都是艺妓，甚至他的妻子梅子也是艺妓出身。伊藤博文认为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醉卧美人膝，醒握天下权”。
明治时期之后的大正时期，在色情方面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大正时期没有多久，但是这一时期却将嫖娼业发展到了极致。明治后期，嫖娼主要以公娼经营为主，而到了大正时期，各种各样的艺伎馆和私娼馆相继出现，数量比公娼多出了两倍还多。
昭和时期，由于日本东北地区的饥荒和“太平洋战争”，更令日本的色情业出现了惊人的突破。卖女儿的情况在此时最为严重，“慰安妇”制度也在此时出现。
由日本长久以来的娼妓历史中，就可以发现色情的繁盛和衰败和日本社会的经济、政治是紧密相关的，同时也和日本女性在历史上的地位有着一定的关系。日本男人为了主人牺牲自己，而日本女人则为了男人奉献身体。渐渐的，男人为了国家牺牲，女人为了战士献身，都成为了十分正常的事情。这也为日本妓女为了国家经济海外卖淫，为了鼓舞军人的斗志而做慰安妇奠定了基础。
明治时期，明治政府推出了“殖产兴业”政策，主张优先发展工业。这个政策导致大量农民破产，农民的生活也因此陷入了困境。明治中期，政府针对日本经济实力不强、资本积累不够、在国际上影响甚微的情况，提出了“富国强兵”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日本人再一次发扬了他们的传统，从女性身上下手。
日本女性觉得既然为了家庭可以卖身，那么为了国家卖身又何尝不可呢?于是甘愿成为日本政府振兴国家经济的工具。一批又一批被称为“黄色娘子军”的日本妇女，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和亲人，来到了海外。
据1911年统计显示，日本到海外卖淫的妇女数量超过了2万人。这些日本妓女被人们称为“南洋姐”。
“南洋姐”这个称呼，如果使用中国汉字写的话就是“唐国行”。“唐国行”指的是从幕府末年，经过明治时期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大正中期，那些远离家乡到外国卖身的日本妓女。当时，在西伯利亚、中国内地，东南亚各国，甚至印度、非洲都能看到日本妓女的身影。这些日本妓女的籍贯以九州的天草岛、岛原半岛最多。
虽然当时中国各地都有日本妓女出现，不过上海、香港、关东地区、南洋地区则是这些妓女的主要集中地。明治十九年时的中国上海，日本人在此定居的人数大约是700人左右，而这里的设施有一半以上都是娼妓馆，其余的就是邮船支店、三井物产支店、乐善堂药店和几家杂货铺。香港的情况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903年，俄国在中国关东地区的租借地旅顺做了一项调查，在这个地区的日本妓女一共有201人，当时是日俄战争爆发之前，而到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根据统计显示，关东的日本妓女迅速增加到了1403人，占到当时日本人人总数的一半还多。估计当时在满洲各地的5000多个日本人中，有70%都是妓女。
另外，从上世纪初年以来，妓女就开始聚集到南洋地区，当时由于橡胶和锡矿的开采，南洋地区经济十分繁荣。日本的妓女到来之后，凭借她们的温柔和美丽很快就成为好色男人们的宠儿。
日本妓女为了国家甘心出卖自己的身体。日本的山崎朋子针对“南洋姐”的悲惨历史，创作了一篇纪实作品《望乡》。之后这部作品还被改编成为了同名电影，影片把妓女的海外生活表现的淋漓尽致，而影片中的主角阿崎婆，成了日本海外卖春女的代名词。
《望乡》的主角阿崎婆的命运十分悲惨，在日本的妓女中，有很多人的命运甚至比阿崎婆还要凄楚、悲凉。《望乡》的作者山崎朋子在作品中引用了有关海外妓女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展示了更多日本妓女坎坷、悲惨的命运。
有一个1 8 岁的少女八木品美，她的父亲是一名海军军人，在父亲病死3年之后，她的母亲包办了八木品美的婚姻，而八木品美因为不想结婚而离家出走到了神户。到神户之后，她遇到一个男人说要介绍一份好工作给她，于是八木品美就随着这个男人上了去香港的船，最后沦为了妓女。
也有些性格刚烈的女孩宁死不从。例如山口县吉敷郡平川村有一对姐妹，姐姐1 9 岁，妹妹1 7 岁，她们一上岸之后就被命令接客，姐妹二人无法忍受这种生活，她们决定自杀。一天早上，她们趁着其他人还在睡觉的时候，光着脚跑了出来，寻找自杀的地方。当她们来到海边的大栈桥准备投海自尽时，被人发现。
在加藤久胜创作的《船长日记》和《海员夜话》中，记录了很多开往中国的日本轮船上的事情。
人贩子在船上的时候，一般都会把女孩藏在船底的煤堆里。这里无论是白天黑夜都是一片漆黑。而且船越往南走里面的温度越高，就好像蒸炉一样。明治末期，有人把十几个女孩藏在运煤船里，由于人贩子受到了船上其他人的怀疑，所以不能给女孩送水和食物，这些女孩只能忍饥挨饿。
几天之后，由于船室缺水，终于有人打开了煤舱的门，发现了里面满脸煤灰和血的姑娘。另外还发现了几个女孩的尸体，她们都咬住水管，满嘴鲜血。在一旁还有两个男人的尸体，身上都是抓伤和咬伤。
除了煤船上发生过这样的惨案，在藏水的水槽中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有几个女孩被人贩子偷偷的送出境，他们把女孩藏到了空水槽中。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水流进了空水槽里。女孩们吓坏了，不断的喊叫，但是没有人听见。水一点一点的漫过了她们的身体，几天之后，船员发现从水管接出来的水有头发和白泡，而且还散发着一股臭味。于是，船员去水槽查看，发现由于南方气温高，水槽里的尸体已经高度腐烂了。
其实这些不幸死去的女孩远比当妓女的要幸运，那些做了妓女的女孩，在外国没有任何生活保障，老板对她们随意打骂。如果不幸得了性病，也不会有人给她们治，只能默默的等死，直到病情恶化，全身溃烂，含恨死在异乡。
在西伯利亚一带的海外日本人，往日本汇款大约数百万元，而在这些钱中，至少有63万都是来自海外妓女。在日本原始的积累中，充满了妓女的艰辛和痛苦。她们不仅为了家庭和国家，牺牲自己的自由、幸福和青春。
在《福冈日日新闻》上登出的文章《女人国》中写道：“从岛原的小滨署管辖内的4个村子远渡海外的女性，去年向家乡的父兄汇款达1万2千多元。全岛原的30个村子，合计突破30万元。”
日本着名的人贩子村冈伊平治在他创作的《村冈伊平治自传》中，谈到了他在明治中期至昭和十年在新加坡、马尼拉等地开设妓院的经历。他说：“她们每月写信并送钱回家，父母放心，邻居有好评。村长听说，来要所得税。不仅夫家，娘家也富裕起来。不仅这样，在南洋的土地田舍，凡是建起女郎屋的，必随之建起杂货店。从日本叫来店员，店员独立开业，成立公司的驻外办事机构。女郎屋的丈夫不愿被叫做姘夫而经营商店，一年左右土地开发者就迅速增多。随之，日本的船只到来，那块地方繁荣起来了。”日本在明治时期和大正时期是资金最缺乏的时候，当时日本妓女的卖身钱，对富国强兵政策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和影响。
“慰安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日俄战争之后，“慰安妇”的作用就是为了满足日本军人的兽欲，以便提高军人的战斗能力。
1904年12月，日本军人在安东地区建设新市街，1905年这条街上的饮食店，组织开设了专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的妓院“醉雷亭”。虽然“醉雷亭”不是军队经营的，不过这明显是对军队表示支持，也是后来“慰安所”的雏形。
在战争开始之后，日本军队每到一处便会首先建立兵营以及慰安所。所谓“慰安所”，一般就是用草席围成一个小屋，然后在地上铺一块褥子而已。每当“慰安”的时候，在“慰安所”的门口都会排着长长的队伍。日本的士兵为了节省时间都会先把衣服脱掉，由于慰安妇的数量有限，所以军队需要轮换。一个慰安妇在3个小时里，大概需要接待78名日本军人。
遭到日军官兵野兽般蹂躏的慰安妇，情况十分悲惨。在被称为“色性地狱”的慰安所里，很多慰安妇在躺下之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有的被虐杀致死，有的不堪蹂躏自杀身亡。如果稍有不从或是反抗，日军轻则施以饥饿，重则用军刀割她们的乳房、剁她们的手脚，甚至让狼狗把她们一片片撕烂以警告其他人。
虽然“慰安妇”在日本侵略军中一直存在，但是一直到1963年，日本每日新闻社的记者千田夏光才在偶然间发现了一张以1938年徐州会战作为背景的照片。在这张照片上，穿着冬装的日军队伍里却有两个穿着和式服装的年轻女人。日本军法是不允许女人随军的，那么这两个女人是谁?于是千田夏光开始了相关调查，在经历了5年的调查之后，终于把“慰安妇”公诸于世。他着写的《从军慰安妇》一书出版之后，轰动了全世界。
“慰安妇”的问题从此开始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人们逐渐了解了慰安妇的种种悲惨遭遇。日本“从军慰安妇”是日本妓女之中命运最凄惨的一种妓女。在日本慰安妇中，虽然也有一些风尘女子，不过最多的还是因为家里贫穷而欠债的农村女孩。日本政府对这些家庭做出了允诺，只要把身体当作交换条件去战场做慰安妇，就可以把欠债一笔勾销。
在运送慰安妇去海外的时候，她们的代名词是“军用品”。她们就和真正的军用品一样，一旦到了战场，就不再有人在乎她们的死活。一般在2000-3000人的日军部队中，只配备五六个慰安妇，这些女人要给大多3000个男人提供性服务。常常因为连续接客数量太多，使很多慰安妇大小便失禁，甚至一些慰安妇刚刚生过孩子，也要继续为军人提供性服务。
慰安妇女们忍受的折磨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她们是战争中最悲惨的牺牲者。日本法西斯在侵略战争中，创造了历史上数量最庞大的“战地妓女团”。这些“慰安妇”基本都会被疾病、饥饿、屠杀、自杀夺去生命，即便生存下来的人，也终身生活在痛苦的回忆中。
美国国务院在2004年6月14日，发表了2004年度《全球贩卖人口问题报告》，其中指出了日本国内存在严重性奴隶问题，这是美国首次就这个问题对日本进行抨击。日本每年的色情业收入大约是900亿美元。日本每年性行业的交易额，已经占了日本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这和日本每年的国防预算不相上下。
面对日本庞大的色情业市场，再次证明了日本国民对色情行业的支持态度，这也是造成日本性奴隶严重的根本原因。日本国会议员表示，造成日本色情业如此猖獗的原因，就是因为日本社会是男性支配的社会，男女之间的不平等社会结构使日本社会对色情业的存在并不在乎。
由于国际社会上的压力，日本的色情业曾经进行了多次改革，不过却是越改越繁盛。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是妓女输出最多的国家。日本政府也十分清楚妓女是不符合“文明开化”精神的，但是日本为了国家的利益，一直持支持色情业的态度，直到秘鲁船“玛丽卢斯号”事件发生之后，才发生了变化。
明治政府在1872年10月2日，公布了“娼妓解放令”，又称“牛马解放令”。娼妓、艺伎等仆役按照法律规定得到了解放。不过，这次的解放是由于外界施加压力造成的，并不是日本自愿的，所以虽然娼妓得到了解放，却只是表面现象，背地里依然如故。娼妓和色情业主的关系，不过是由过去一次性契约的形式，改成了定期租赁的形式，人权依然没有得到保障。色情业的发展不仅没有受到阻碍，反而更加顺利。
1880年，第二次万国废娼联合大会向日本政府递送了废止公娼制度的公告，并邀请日本政府派代表参加大会，日本政府置之不理。大正时期，有人再次提交了废娼议案，又遭到了否决，理由是“收入较少的独身男性需要政府公认的卖春地带”。另外，日本帝国的国土扩张也需要妓女来安慰士兵。
1946年，在美国占领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敦促下，日本警视厅发布了“关于废止公娼制度的文件”。日本人的狡诈在文件中显露了出来，文件称：“不承认卖淫为合法的工作，但有一个例外，不禁止个人为了生计而自发的卖淫活动”。这看起来像是取缔了卖淫活动，其实只是私娼取代了公娼。
日本权威辞典《广辞苑》中，对“公娼”的解释是“得到了公家承认的合法娼妓”，而“私娼”的解释则是“没有得到公认而营业的娼妓”。那么按照这个解释理解的话，这个文件的意思就是“曾经是合法的公娼卖淫现在不合法了”，而“曾经不被承认的私娼卖淫现在合法了”。
1985年，日本的色情业又进行了一次改革。日本政府这一次发表了“卖淫防止法”，这个法律针对的只是卖家，处罚的对象主要是“助长卖淫的行为”。意思很明显，想要继续卖淫就必须改变形式。
日本的色情业给日本政府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黄色娘子军”为日本的原始积累、经济输出、军事侵略作出的“杰出”的、惨烈的奉献更是不可忽视。拥有悠久历史的日本色情文化，还深深影响着日本人民的“性观念”和价值取向。
荷兰学者伊思·布鲁玛在《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一书中把日本称为“无罪性娱乐天堂”，妓女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日本的妓女那样，对一个民族文化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影响。日本的作家野坂昭如在《色情者》小说中，称妓女在日本文化环境中对男性具有“母亲”的象征主义。
在日本，不论是平民还是政府，都对色情文化十分宽容，而现代日本的性犯罪、性奴隶等等问题，正是因此才不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