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凭借“国大”的选票不难成为一名“终身总统”。
蒋介石在台26年“总统”路
当下，与蒋介石相关的书籍可谓是汗牛充栋，即使不论各种野史、戏说，近年来有影响的著作就有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李敖与汪荣祖《蒋介石评传》、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以及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等好几种，但尚缺少一部成体系的学术传记，给蒋介石一个公允的评说。
杨树标《蒋介石传（1887-1949）》初版于1989年，先后印刷11次，畅销海内。在此书中，作者将蒋介石的前半生划分为五个时期，充分肯定了其在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以及抗战中的功绩。在此书出版20多年后，它的后半部分《蒋介石传（1950-1975）》终于面世。本书自抗战胜利后，陈仪奉命接收台湾写起，由败退台湾、稳住阵脚、“反攻大陆”和迟暮岁月四部分内容组成，将蒋介石的后半生完整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蒋介石没有做华盛顿
蒋介石于1949年12月10日入住台北草山官邸，直到1975年4月5日去世，在那里度过了人生中最后的26年。台北之外，即使是在老家奉化溪口，蒋介石也仅仅生活了18年而已。在台湾的几十年，蒋介石自始至终担任着“中华民国总统”，因而我们只要捋清了他几次连任“总统”的时间脉络，蒋氏的后半生也就自然呈现了。
蒋介石赴台时的身份只是“国民一分子”，因为他早在1949年初即宣布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继任为“代总统”。按照当时的中国宪法，当总统缺位时，副总统即自动成为总统，蒋介石却非要给李宗仁加上一个“代”字，其实就是为自己“复位”埋下伏笔。
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行将崩溃时，李宗仁赴美治病。此后李宗仁拒绝赴台，他在由唐德刚执笔的回忆录中说：“以蒋先生过去对我衔恨之深，我一旦失去自由，恐欲求为张汉卿第二也不可得了。”李宗仁不愿自投罗网，蒋介石方面却一再召唤。最终，“监察院”通过决议，指斥李宗仁“违法失职”，使蒋介石得以顺利“复位”。
事实上，根据1946年宪法，在“总统缺位”时，应先“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3个月内再召开国民大会，补选总统和副总统。所以，已然下野的蒋介石未经选举，重新出任“总统”，也就是一种非法行为。
蒋介石“复位”成功，但却还要面对法统难题。1948年，蒋介石的总统之位是国民大会选出来的，而国大代表则由全国普选产生。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再也无法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国代选举，为延续其政权代表中国的“合法性”，只得以第二届国大代表无法产生为由，将第一届国大代表任期无限延长，成为“终身代表”。国民党当局在东拼西凑后，终于凑出了1624名代表（第一届国大应有代表2961人），同时将《国民大会组织法》中有半数代表才能开会的门槛降低到了1/3，保证了1954年蒋介石“合法”地蝉联“总统”。
如此看来，蒋介石凭借这个“国大”的选票，是不难成为一名“终身总统”的。然而“宪法”却有明文规定：“总统任期六年，连选得连任一次。”为了给蒋介石第三次就任扫清障碍，亲蒋势力遂纷纷主张“修宪”；而以胡适、雷震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则希望蒋介石能遵守“宪法”，效仿华盛顿，两任任满后飘然引退。《自由中国》发表评论，引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话说：“过了70岁的人，就不应该保有他的公职。”---那一年，蒋介石72岁矣。
寻求连任到“终身总统”
“修宪派”与“护宪派”在台湾岛上激烈论争的同时，一个折中方案被最终采用———维护宪法不变，修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加上了一条“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1960年国大再次召开，蒋介石获得1509名国大代表中的1481票，第三次当选“总统”。
1960年9月，也就是蒋介石第二次连任后几个月，雷震案发生。主持《自由中国》杂志，且意图筹组反对党的雷震，被诬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两项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0年。
范泓在《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中评论说，雷震与胡适支撑下的《自由中国》在台湾的宪政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以民主自由与宪政理念为思想核心，使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台湾有了重新集结的机会”。所以，即使岛内很多人出面为雷震鸣不平，依旧无法改变蒋介石惩办《自由中国》的决心。直到2002年，也就是雷震去世23年后，此案才得到台湾当局的平反。
清除掉岛内最重要的反对派阵地后，蒋介石在“终身总统”的道路上再无阻碍，又顺利地于1966年和1972年两度当选“总统”。最后一次成为“总统”的蒋介石，已如布赖恩克洛泽在其《蒋介石传》中描述的那样，“尽管他在1972年5月接受了第五次连任总统的职位，但从体力上讲他已经不能继续履行他的责任”。此后，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院长”，开始了接班程序。
1975年4月5日晚上，蒋介石心电图上的心搏曲线，突然成了一条白线，医官紧急对其施以电击抢救。不久，89岁的蒋介石与世长辞。蒋经国在日记中记述了当夜的情形，“天发雷电，继之以倾盆大雨，正是所谓风云异色，天地同哀”。
蒋介石病逝后，那份以“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开头的遗嘱公布。但是杨树标在采访蒋的文书侍从秦孝仪先生后证实，此份遗嘱宣称是1975年3月29日由秦孝仪根据蒋介石口述写成，而事实上却是在蒋介石去世后几个小时，由宋美龄授命“补写”的，还特意让秦孝仪加上了“耶稣基督”几个字。
王奇生在《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中曾指出，民国时试图诠释革命的党派至少有三家：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以及青年党的“全民革命”。1949年鼎革之后，败退台湾的国民党依旧以革命正统自居。蒋介石时时盼望“复国”、多次组织“反攻大陆”，实现“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然而现实是残酷的，蒋介石能做的仅仅是经营台湾。
杨树标、杨菁所著《蒋介石传（1950-1975）》肯定了蒋介石在台湾建设中的几大功绩，如赴台之初平抑物价、土地改革以及扶植工商业；1960年代末又在蒋经国的主持下开启“革新保台”计划，最终为台湾的经济腾飞创造了条件，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
继承蒋介石事业的蒋经国终结了台湾的党禁、报禁。本书作者在序言中说，“将尽力避免戴上有色眼镜曲解历史”，观遍全书，作者一直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