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因为毛泽东的一篇雄文《别了，司徒雷登》而名闻天下。1949年他以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离开大陆，也象征着美国与中共的关系开始陷入僵局。那么，毛泽东当年为什么一定要赶走司徒雷登，进而与美国政府交恶呢?
美国总统特使，经济合作总署署长保罗·霍夫曼、蒋介石和司徒雷登在晚餐招待会上。
也许，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美国人，他和中国人一道经历了清王朝的覆灭、中华民国的降生。其实与司徒雷登在华的漫漫50年历程比，“大使”经历不过是其中短短两年。从传教士到教育家到外交家，司徒雷登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见证了乃至经历了中国近代复杂多变而波谲云诡的历史。
1949年4月22日，南京解放前夕，中外媒体报道了令世界震惊的消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拒绝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叶公超的南下请求，坚持“滞留”南京，仅让参赞刘易斯·克拉克以“代办”名义去广州，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却随国民政府南下去了广州，留守南京的只是参赞史巴耶夫。
司徒雷登“滞留”南京71天，内中显露了美苏争夺中国的暗中“较劲”。1949年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并确定了美国当时的“当前目标”，即阻止中国成为苏联力量的“附庸”。2月份，这一政策即由杜鲁门总统批准执行。美国政界称之为摆脱蒋政权的“脱身”政策，它坚定了司徒雷登与中共接近的信心并付诸行动。3月10日，美国政府批准司徒雷登要求与中共高层接近的计划，于是司徒雷登在蒋政权垮台前就开始了一系列活动。
此前，美国政府长期支持蒋介石政权。随着美国的一些开明人士对中国国共两党的深入了解，逐渐改变了原先的看法。盟军司令史迪威将军看透了蒋介石政权贪得无厌和腐败的本质，他在日记里写道：“（国民党）腐败，玩忽职守，混乱，经济、税收、言行欺骗……共产党的纲领……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参加管理，实践诺言。”1949年7月，他提出“中国问题的药方是除掉蒋介石”。马歇尔特使推荐司徒雷登做了驻华大使后，大使向美国政府提出了“赶紧修补美国与中共关系”的建议。
晚年的司徒雷登(中)与他的秘书傅泾波(右一)
司徒雷登与中国有着“故土情结”。他1876年出生于杭州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从小受到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双重影响。1908年，他应聘到金陵神学院任教11年，其富有创造性的辛勤教学受到学生称誉。南京的明城垣、紫金山、秦淮河、乌衣巷常令他流连忘返，他热爱这个古城，学得一口地道的南京话。他自称“半个中国人，半个美国人”，原本还打算终老于此地，不料，他被任命为北京燕京大学校务长而不得不离开南京。陶行知、黄华、龚湃都是他赏识的学生。27年后的1946年，司徒雷登被马歇尔将军荐为美国驻华大使，有幸在南京又住了3年多时间。
抗战期间，司徒雷登十分敬仰毛泽东。从一些参观延安归来的美国人口中，他了解并赞赏共产党的民主、廉洁和勤奋。他支持燕大教授埃德加·斯诺由黄华陪同前往陕北苏区访问、采访毛泽东等领导人和红军将领，向世界赞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燕大许多学生奔赴解放区时，司徒校长在饯别学生时还说：“国民党腐败无能，抗日战争的前途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中共实行民主，美国政府决定支持中共抗日，你们到那里后请代我问候毛泽东先生。”1940年秋，司徒雷登在重庆的一次骑马时因马惊跑而坠马受伤，毛泽东闻讯即发慰问电，并由周恩来转交面呈。
1941年12月，日军将司徒雷登关入北平监狱，抗战胜利后才获释放。他飞赴重庆时适逢国共两党谈判，曾两次晤见毛泽东。
一次是日本投降后，蒋介石用飞机接当时在北平的司徒雷登到重庆参加胜利晚会，当他突然发现中共3位代表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也在场，忙拉着记者去见毛泽东。毛泽东满脸笑容地说：“噢，你就是司徒先生，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指延安）工作得很好……”
第二次是毛泽东在重庆寓所设宴招待司徒雷登校长。当时是通过周恩来属下龚湃邀请的，龚是战前燕大高才生。毛主席频频向司徒雷登敬酒，一再感谢他对中国 教育的重大贡献，并历数燕大学生在抗日战争中的种种表现，备加称赞。司徒雷登听得很高兴。
1949年4月25日清晨，35军的一位营长为安排部队食宿，带着通讯员误入了南京西康路美国大使馆。当时，司徒雷登正在洗脸，突然见士兵进来，大叫起来：“你们要干什么？”恰好营教导员也跟了进来，忙有礼貌地说：“对不起，我们这就走。”当晚，毛主席在延安从“美国之音”获知了此消息，敏锐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就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军委给粟裕并告总前委、二野的电报，批评“侵入司徒一事做得不好”，“必须立即引起注意，否则可能出大乱子。其经过情形速明电告，以凭核办。”
总前委查明经过，报告了中央，并作了自我批评。5月3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华东局、二野、三野电文，再次强调：“请你们转告华野、中野，各军各师以资警惕。”“如果各军对于像外交问题这样重大事件，可以不请示，不报告，各军各地擅自随意处理，则影响所及，至为危险。”5月16日，毛主席为各地入城部队制订了保护外侨、处理外交事宜等的12条纪律，显示了正确的外交思想。
毛泽东知道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指令周恩来调派天津外事处处长黄华赶赴南京，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一是为中央接收敌伪外交档案；二是迅速与司徒雷登谈判沟通。
黄华1932年作为流亡学生进入燕京大学经济系，与姚依林、黄敬等同为“一二·九”时代学运的三领导。5月5日下午，他来到南京中山东路原外交部，打电话给美大使馆的秘书傅泾波学友，约好次日见面。见面时，傅提出：“你来了，也应该去看看你的老校长啊！”5月13日晚上8点半，黄华以私人身份拜访了老校长，交谈了近两个小时。因为中央要求黄少说多听，了解美国政府的意向，精心进行中美对话，黄华与司徒雷登有了多次见面。6月6日，黄华与司徒雷登在军管会外事处办公室正式谈判，核心是美国和新中国建交问题。
6月16日，中央安排燕大校长陆志韦写信致司徒雷登，邀请他北上访问燕大，在那里过70寿辰。6月28日又转达了毛泽东、周恩来欢迎司徒前往北平的信息。但是，司徒雷登坚持先请示国务卿艾奇逊后再北行。司徒雷登在与黄华接触的同时，还请去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民革领导人陈铭枢和民盟领导人罗隆基，向中共领导人转达美国政府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他要罗隆基转告，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给新政府50亿美元，接近印度15年所获得的贷款。而罗隆基听到毛泽东“一边倒”（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报告时，不敢把“50亿美元援助之事”转达给中央。不料，美国政界两派激烈争斗的结果，又拟将其在亚洲的工作中心放到日本。终于，中美错过了实质性谈判的机会。到了7月2日，艾奇逊电令司徒立即回国述职，终于关上了中美谈判的大门。这样，一次历史上难得的“中美建交”接触便戛然而止。
8月2日早晨，在南京军管会派人到明故宫机场监督放行下，司徒雷登登机向我方人员挥手道别，带着遗憾心情飞离南京……
8月18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别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虽是美国人，但他在美国却没有房产。人们一般都会认为，司徒雷登在中国当了27年的燕京大学校长，又担任3年美国驻华大使，怎么说也该算个有钱人。但殊不知，燕京大学的办学经费全要靠司徒雷登募集，他虽使张作霖、段祺瑞、孙传芳以及宋哲元、冯玉祥等军政大员慷慨解囊为燕大捐款，但个人的薪金却极为有限。当大使时他仍拿出相当一部分捐给燕京大学，所以素无积蓄。
回美国后，因为他没有在美国工作过，所以没有社会保险，而且年老体衰，工作的机会也没有。司徒雷登的夫人早在1926年病逝于北京，儿子在美国一个小城当牧师，收入很低，没能力照顾父亲。幸好，美国一家慈善机构每月提供给司徒雷登600多美元退休金。
1953年，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买了一所房子，便请司徒雷登一起居住。1954年，在傅泾波的帮助下，司徒雷登出版了《在中国50年》的英文回忆录，出版此书的蓝登书屋给了点稿费，但由于印数不多，也没有再版。
晚年的司徒雷登在一次中风后偏瘫了13年，因经济窘迫，请不起人服侍，病中生活和护理完全靠傅泾波一家悉心照料。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华盛顿一家教会医院悄然去世，终年86岁。46年后，经中国政府批准，司徒雷登的骨灰终于回到了他生前魂牵梦绕的中国，安葬在了杭州，墓碑上用中英文写着：司徒雷登 1876年—1962年 燕京大学首任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