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首诗写的正是北宋重视读书人的景况。
就皇权时代而言，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可以称得上伟大-——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那时的中国人个个强悍好战，连吴越地区（今天江浙上海地区）都是非常尚武的土地。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当时的贵族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
宋代以后的中国人，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整个民族只剩下躯壳，没了灵魂。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腐朽的气息，从上到下，人们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极终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一个个慷慨赴死而去，宋以后的 "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三侠五义》中的侠客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
因此，宋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以后的中国人，其实是两个物种。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已干涸萎缩、奄奄一息了。
虽然束缚人民创造力的源头，在秦朝皇帝制度的发明，但一直到五代十国中国社会依然还能保持着尚武的血脉未断。那个时代是武人掌握的天下，文臣不过是陪衬而已。但是如果直接从唐朝跳到宋朝，你会打一个冷战：这两个时代的气质是如此不同。从唐到宋，中国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唐人粗豪，宋人细腻；唐人热烈，宋人内敛；唐诗热烈，宋诗沉思。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唐宋两代的面貌如此迥然不同？这一切，源于宋代统治者对武的深深恐惧。
北宋之前的五代十国时期，是个极其动荡的年代，军阀割据混战，朝代更替频繁。带兵的武将，只要手里有个几万人马，就都蠢蠢欲动，要夺皇帝的龙椅坐坐。“世无天子，兵强马壮者得之。”出自当时一个武将口中的豪言，打碎了历朝历代苦心经营的“天命所归”的神话。忠诚道德，那里比得上天子大位的诱惑。
宋太祖赵匡胤自己，也是依靠一场有趣的“黄袍加身”的闹剧上台的，对这位武将皇帝的最大课题就是：如何保住自己夺来的江山不被别人用同样的手段夺走。办法只有一个：建立新的游戏规则，让人们不再凭枪杆子，而是凭笔杆子进行竞争。因此，宋代政治设计的第一个特点是对武力的全方位防范，从根本上改变重武轻文的风气。
宋太祖制定了一系列重文轻武的政策，他采取的首要措施是：第一，开辟儒馆，任用大批儒士；广建学府，培养人才；下令修复孔庙，下诏拨款增修国子监学舍。在国子监开学讲授之日，他还派内侍送去美酒佳肴，以此来表示庆贺。在这一政策下，长期遭受压迫郁郁不得志的文人儒臣们开始活跃起来，穿白袍子的举人们和大襟束带的士大夫们也在重要的社交场合出现，与武人们平起平坐。第二，改进和推行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放宽科举考试的选拔门槛，无论家庭贫富、地位高低，只要具有一定的文化都可以前往应举。严格考试制度，以防富家子弟们请托舞弊。每年春季，大批大批的读书人涌进考场，场面及其壮观，甚至有的和尚道士也还俗应考。宋太祖亲自主持殿试，选拔高级人才为自己所用。经过这番改革，考场代替了战场，成为平民进入上层领域的主要手段。清寒的书生，即使穷困潦倒，但是一旦进士及第，就如同平步青云，人人刮目相看。
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宋太祖选拔了大批有才华的文臣，使他们进入了统治集团，让他们担任了中央和地方的官吏以此来打破武人专权的局面。宋太祖认为，乱世用武，治世用文，文臣不能只是用来当作点缀，应该发挥他们的作用。宋太祖不但在地方上用文臣做知州，还特别强调用文臣在中央担任要职。“杯酒释兵权”之后，宋太祖害怕再次发生武官夺权现象，就统统的用文臣担任宰相。卢多逊、薛居正、吕庆余等人之所以被任宰相或参知政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都读书好学、崇尚儒学。
富裕的软弱，这就是对宋代的评价。“国无防必亡”这是历史给我们的很大的教训。宋代的基本政治设计，大幅度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不再以立功疆场为荣。宋代民间流行的俗语是：“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宋代男人开始失去了尚武精神，他们沉醉在案头书牍之中，在日复一日的浅吟低唱中把流光送走。他们的体质越来越差，性格也越来越细腻。正如梁启超所说：“重文轻武之习既成，于是武事废坠，民气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敢敢如驯羊。”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赵匡胤通过整体民族的文雅化保证了赵氏的身家安全，却导致整个民族失去了安全。虽然宋代物质实力远在四夷之上，社会发展也较有成就，人民生活相对安定，但缺乏战斗力的军队、过于分权的官僚体制，却使宋朝数百年间积弱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