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骤减，乃至于需要“湖广填四川”来弥补人口的缺漏。这一现象，在历史上，被归咎于张献忠的大屠杀，并称张几乎将整个四川的人都杀了个干净，并立了一块“七杀碑”。然而四川地区，却仍然有人立祠供奉张献忠，而且直到张献忠死后过了十三年，清军才攻陷成都，假如张真的做出了如史书记载，屠杀了“六万万”四川人，哪里还能让四川防守这么长时间？
那么历史的真相是怎么样呢？
一、战争波及
满人建立政权后，南方与西南方却没有完全归顺，各处动乱仍旧很多。清军与南明军、张献忠的大西军也是连年交战。在清军与残明军队争夺攻伐的过程中，广大人民也颇受其害。总的说来清军在四川大规模的屠杀破坏共有三次。第一次是顺治三年（1646年）肃亲王豪格领兵进入四川，镇压张献忠的大西军及南明各地方武装；第二次是康熙时期为了镇压夔东十三家农民军；第三次是平定三藩之乱。
这三次大规模的战役，消耗粮草甚多。根据傅迪吉的《五马先生纪年》载：清军“将地方不分昼夜搜寻要粮，将人吊烧，有粮即放，无粮烧死。”而在康熙的《平定三略方略》中也记载：“惟蜀路运粮，最为重要，宜于所复城池，村落，遍访贼积米谷，悉行察收。”
二、反清势力内斗，人民无法耕作
除了跟清军对抗中死伤惨重，反清势力内部也是争斗颇多。南明，大西是两股势力，两股势力在杨展、张献忠等人活着时，还算有序，在二人去世后，内部之间就交战不休。这样一来，居住在四川的人民就要经常疲于奔逃，难以耕种了。清初杨鸿基的《蜀难纪实》中说“时蜀土不耕已二年余，粮罄尽，民惟拾穞谷、采野蔌以充腹，已有人相食者。”正是这一情况的记录。
三、瘟疫等天灾
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在连年混战，人民流离失所之后，由于尸体得不到妥善处理，往往会导致瘟疫流行。这一次大战也是这样。《蜀碧》记载：“其时，瘟疫流行，有大头瘟，头发肿赤，大几如斗；有马眼睛，双眸黄大，森然挺露；有马蹄瘟，自膝至胫，青肿如一，状似马蹄。三病，中者不救。”，“死者朽卧床榻，无人掩葬”。顺治五年（1648年），内江“瘟疫大作，人皆徙散，数百里无人烟”。同年，川北又遭大旱，饿死者日无计。《铜梁县志》载1868年，该地“瘟疫四起，染者呕吐交作，腰疼如断，两脚麻木愈二三时之毙”。
总结：连年的战争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老子》第三十章说到：“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明末清初的人口锐减，真正的原因，正是连年战争的人口损耗、战争导致的粮食短缺、以及战后的瘟疫共同作用下导致。少有一段战争史，是在这种环境局限，交通部便利的地方，频繁而持续地作战了这么长时间，因此，就算没有人为地发起大屠杀，也难保不出现这种人口锐减的情况。历史告诉我们，还是和平好。
btw，张献忠七杀碑的原诗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是说人无法回报天地的恩德，要时常反省，畏天行善，而非以七个杀字结尾的诗句。至此张献忠的冤案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