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孩读的都是私塾，在私塾中都有私塾先生来教授知识，那么在古代的私塾先生待遇如何，他们都教哪些知识？今天就由小编来说说。
私塾分类
我们所说的“私塾先生”，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当地私塾学校教课的老师，当然这里的“私塾”，也有自己的开办的，也有当地人有钱人家办的学校，而后请老师给一个家族及当地人传道授业。
当然有钱人家及达官贵人直接请私塾先生到家里授课，这就是所谓“私人家教”。之所以叫私塾先生，主要塾师在自己家里，或者借助家族的祠堂、庙宇，或者租房等场所对儿童进行施教，因此私塾也叫“门馆”或者“家塾”。这类情况就是古代所说的“村塾”、“族塾”，就是一个村及邻村经过协商后自愿开办的学校，然后推荐当地一位有名望的举人为“学董”，聘请教师设馆开课。费用按田亩摊派。
另外还有“义塾”、“社学”、“义学”，顾名思义就是有钱人搞公益性的“私塾”，由富贵人家请教师，当地人可以免费入学，这种情况在古代很少。
在这里我着重介绍一下有钱人家请的私塾。有钱人家的请的私塾，也有很多类型，通过史料记载看主要分为两种：
一是在家设馆。富贵人家在家聘请有学问的人在家教自己的孩子及家族亲友的孩子，因此也叫“坐馆”或者“教馆”。
二是私家专用。也有的有钱人家请的教师，只给自己家孩子上课，不招收亲友及家族的人。这类情况很特殊，一个富贵人家独占自己的“塾师”。
生活待遇
私塾先生的待遇主要由脩金(或等值的实物，称“束脩”)构成。此外，还有膳食(即学东提供吃住)及节假日的红包或礼物等。由于施教模式、私塾先生的学养及声望、学东家境及态度等不同，私塾先生所获得的收入多少也存在很大差异。
自开私塾的先生，每至腊尾岁首，就要四处托人招揽学童，费用全靠学生上缴。学童入馆前，家长须填写一张“关书”(即入学志愿书)，里面要特别写明“脩金”(学费)多少，分几次交付，并注明“节庚包”(即逢节另送的红包)除外。私塾先生与学童家长常有来往，如替他们写信、写春联、写契据、帮办婚丧喜事等，在建立起友好的邻里关系的同时，也得到些额外收入。
被延请做塾师的，其脩金由东家(学东)和塾师商定，食宿一般都由东家供给，当然，在东家供应伙食的情况下，脩金要相应减少。私塾中并没有寒暑假，全年只有清明、端午各放一天。每年十二月初十前后放年假，至次年正月十五开馆，所以素有“先生不吃十二月的饭”的谚语。如东家富裕，出手又大方，私塾先生的日子则好过一些。
除一日三餐之外，还会有点心、茶水等供应。有的大户人家甚至还有佣人专门伺候塾师。一般来说，为了子女的良好教育，大户人家是不敢怠慢塾师的。像《红楼梦》中的秦邦业，望子成龙，虽是官囊羞涩，但“为儿子的终身大事，说不得东拼西凑的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两贽见礼，亲自带了秦钟，来代儒家拜见了，然后听宝玉上学之日，好一同入塾”。当然，也不乏一些清贫人家，为了孩子的教育而尽砸锅卖铁之力，不让塾师在待遇上受到委屈。但如果遇到手头不宽裕的人家且又吝啬的，私塾先生也是有苦说不出，既要保持一份清高，又不满微薄的待遇，很是尴尬。
重要作用
对于私塾先生在儿童启蒙教育及以后的人生履历中所起的作用，古人是非常看重的。一般平民家中往往用红纸写上“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供在正屋中，在意寓子女学有所成、家族诗书继世的同时，也表达出对“师”即他们心目中私塾先生的敬重。明代谢肇淛在其《五杂俎》中就有“训蒙受业之师，真师也，其恩深，其义重，在三之制与君父等”之语。但就总体而言，塾师的社会地位是相当低的，明清时期更是如此。戴名世曾说:“师道在今日贱甚，而束脩之入仍不足以供俯仰。”正如俗语所谓“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塾师几乎成了仕途无望的落魄文人的象征。郑板桥在其《教馆诗》中写道：“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度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可谓将当时私塾先生的生活状况及社会地位描述得淋漓尽致。当然，由于学识、人格修养等的不同，私塾先生个体的社会声望也存在很大差异。一些知识渊博、教学有方的私塾先生往往会获得较高的社会声望。如《滇志》所载江西人黄良卿，博学能诗，嘉靖间游云南，乡人纷纷聘其为师，一时士大夫多出其门。有的私塾先生由于学识或人格方面的欠缺，不仅误人子弟，有时甚至洋相百出。明代田汝成在其《西湖游览志余》中载有一则流传颇广的笑话，大意如下：有个塾师在授《论语》时，将“郁郁乎文哉”错念成了“都都平丈我”。当新来的塾师念成“郁郁乎文哉”时，学生都吓跑了。时人作诗嘲曰:“都都平丈我，学生满堂坐。郁郁乎文哉，学生都不来。”这类笑话极尽贬低嘲讽私塾先生之能事，显然有恶作剧成分，但不可否认，的确有相当一部分滥竽充数的私塾先生，误人子弟，在招致世人轻视的同时，也降低了整个塾师职业的社会地位和声誉。
教授的内容
主要教育的科目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家文》。这都是启蒙科目，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接触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文科类型的书籍，比如《论语》、《大学》、《中庸》、《四书》等等教材。同时也会教习学生通晓一些算术，但是算术的难易程度却不及普通商户教育。在古代士农工商，商人排在后面，也因此商人做好生意的前提就是算术要通晓。但是在士族和贵族阶级，他们只会读少部分的算术，因为社会普遍认为算术科目是商人学的，比较低等次。古代私塾教育大多数如此，在及冠的年华，私塾先生会教习学生写文和发表自己的治国治家的看法，古代的科举大多数都是考这些。
选拔标准
那么古代选择私塾先生的标准是什么呢?古代选择私塾先生的标准很高，品行第一，学识也要高，“必择人品端方，学问通彻，不嗜烟赌，而又不作辍、不惮烦、勤于讲解者，方足以当此任”。比如鲁迅写的孔乙己，虽然有一定学问，但没人请他当私塾先生，并不是因为他不是秀才，因为私塾先生多为童生出生，主要还是孔乙己好吃懒做，也就是民间的“懒汉”，这样的人即使有些歪才，也不会被人聘请的。
古代私塾先生主要是科举落第的秀才，也有童生，当然还有其他情况，比如被贬的官员，他们都是科举考试的才子，还有一些当地有学问有名望的人。
私塾先生的名望也很重要，朱载堉写的《醒世词》中的《教学难》：“教学难，教学难，好将道义惹仇嫌。出入由人管，饥寒谁可怜。打他就说不读罢，不打又说师不严。”诗中的“打”就是古代私塾先生教育方式，如果不严厉施教，并不被人认可，也当不长私塾先生。古代体罚学生是一种严厉的表现，家长都希望老师严，“一片无情竹,
不打书不读, 父母若爱你, 不必送来读”再现私塾先生以严的声望才能常吃“这碗饭”。
在古代私塾教育中，“打”是私塾学规及塾师施教严厉的重要体现，这种严厉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传统儒家伦理观念所褒扬的师道尊严的教学秩序所要求;一是恨铁不成钢的家长们大多信奉“严师出高徒”、“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育人理念。因此，教鞭与戒尺，成为私塾中维持教学秩序震慑顽皮孩童最有效的工具，也是维持师道尊严的有力手段。所谓“一片无情竹，不打书不读，父母若爱你，不必送来读”，既是塾师的体罚理念，也为家长或社会观念所认可。只要不是私塾先生“打”得太过分，“说师不严”的家长并不多。相反，更多家长希望私塾先生严一些，这一点，与当今众多望子成龙的家长们的心态是一致的。
直至现代已经几乎没有私塾先生这个职业了，都是老师这一职业的体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