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辛亥革命过去了已将近一百年。我们今天纪念这场革命，因为它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其实这个功绩也没有看上去那么显赫，时人陈独秀先生说：“1911年10月10日的中国革命，不过是宗法式的统一国家及奴才制的满清宫廷瓦解之表征。至于一切教会式的儒士阶级的思想，经院派的诵咒书符教育，几乎丝毫没有受伤。”今人袁伟时先生则指出：“对现代社会说来，有没有皇帝不是大问题，关键是政治制度的性质。辛亥革命前夕的清王朝，正在向立宪政体转化；而号称民国的政府大都是专制政权。两者差别不大。” 即便是这样一个含金量不太大的功绩，要是没有袁世凯的襄助，仅靠革命党人的力量，想要取得那也是如同登天。笔者认为，没有袁世凯，就没有中华民国，因此首任大总统他当之无愧。 多少年来，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在惋惜辛亥革命失败的同时，都忘不了加上一句“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窃国大盗”的屎盆子在袁世凯头上这一扣就是整整一百年。历史上的很多习以为常的言说，背后往往都是漏洞百出的误解。谎言重复一千遍或许还是谎言，可是一千个人每个人都重复一千遍，数十年如一日地重复下来，谎言也就成了真相。 南京政府的国库中只有10块银元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27日袁世凯正式出山、任钦差大臣，11月2日北洋军即收复汉口，到了27日连汉阳也被攻下。北洋军进而压迫武昌，湖北军政府岌岌可危。据美国陆军参谋处资料，当时袁世凯的北洋系部队大约有16。4万人，那是当时全国最精锐的部队；而南方的革命军，据日本陆军武官估计大约有40万人，可是大多缺乏训练、纪律涣散、装备落后，只能消耗钱粮，却无法打仗。 南方的革命成功了，形势却不怎么乐观。武昌首义后，各地虽是纷纷响应、宣布独立，使革命政权很快就能三分天下有其二。然而在同盟会影响下独立的省份仅有江苏、四川、山东而已，其余地区的领导人则多属于立宪派阵营。自晚清以来，地方上督抚操纵大权，连清政府都难以驾驭，此时天下大乱，匆匆建立起的中华民国政府又凭什么去号令群雄？ 南京方面在财政上尤其困难。曾有记者问孙中山说：“您这次回国，带来了多少饷？多少枪炮？”孙中山坦然承认：“我空着两手回来，可是我带回来国人最需要的东西，就是革命精神。”后来他就任临时大总统，还是没有钱，“一不能从列强手中收回关税，二不能实行强行征发的革命政策，三不能从列强那里借到钱款”（朱宗震先生语）。胡汉民后来回忆说，一次安徽前线告急，粮饷皆缺。孙总统大笔一挥——拨款20万，他不知道所谓国库中仅有银元10块。只有革命精神，没有钱是不能打仗的，北伐也就只落得一句空话，到头来要推翻清朝，还是少不了袁世凯的帮忙。南北对峙，谁也吃不掉谁，停战和谈就成了双赢的选择。 黄兴视袁世凯为“中国之华盛顿” 革命后不久，1911年的11月1日，黎元洪就给袁世凯去信说，如果他赞同革命，“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随后不久，黄兴也致书袁世凯，“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亦当无有不拱手听命者”。简单一句话，只要袁世凯肯推翻满清政权、拥护共和，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就非他莫属。 另据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记载，当时革命军中有一种观点认为：“革命事业非袁不易成功，袁不是曾国藩、胡林翼，革命党人不要把他迫着走曾、胡这条路。今日大势，不是革命党和清廷的问题，而是革命党和袁的问题，袁的问题一解决，革命就成功了，而袁的问题只是条件问题，不是原则问题。”曾国藩和胡林翼都是为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大功臣，而现在袁世凯并不想为清廷卖死命，和革命军拼个你死我活，所以只要袁世凯肯和南方合作，那么颠覆清王朝也就很容易了。“利用袁可以事半功倍”，正是南方革命党人的普遍心态。 12月1日，在武昌召开的革命军各省区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即通过决议：“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世凯反正来归。”12月3日，交战双方在英国公使朱尔典的斡旋下，实现停战（一直延续到次年1月29日）；18日，南北议和在上海正式启动，伍廷芳代表南方，唐绍仪代表北方，对议和的具体事宜进行谈判。其中“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为双方共识，若国民公决后，多数人赞同共和政体，那么清帝退位，由袁世凯出任民国首任总统。
这边议和代表还在上海争执，南京那里却把临时大总统给选了出来，组织起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方公然违约，主要有两点原因：在同盟会元老们看来，孙中山为革命奔波一生，民国首任总统的殊荣理应归其享有。再有，当时的南方也确实需要一个中央政府，不必有多大影响、也无须有多少力量，只要这么一个象征就足够了。因为如此一来，南方就可以和清政府平起平坐。政府对政府，谈判起来才能理直气壮。 袁世凯闻讯后自然极为恼怒，对身边人说：“既然已经选了总统，那么我坐在什么位子上呢？算了吧！不必谈和了。”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将领则发表联名通电，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表示如果以少数人的意见而采取共和政体，必将誓死抵抗。 革命党人自知理亏，所以孙中山一上任，就立刻拍电报给袁世凯对此予以解释，“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现在清帝尚未退位，“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明明白白地告诉袁世凯，大总统之位早晚还是你的，我孙文不过暂时帮你看管一下罢了。区区几个月有职无权的大总统，看上去算不了什么，可实质上却使孙中山成了共和缔造者、中华民国的“国父”。 此后孙中山又明确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1912年1月15日）袁世凯这才暂时放下心来，恢复了对南方的信任。议和得以继续进行。 孙中山：“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 孙中山要让位袁世凯当然不能没有条件，后者至少还要把北京的宣统皇帝请下来。要说事情也不算太棘手，但是袁世凯一则不想背“篡逆”的恶名，二来也感念清廷恩德，所以不能动武只能劝说。 袁世凯那时候虽然是做了内阁总理大臣，把摄政王载沣也撵回了家，将内外大权独揽在手。可是北京城内此时还有载涛统率的禁卫军，这支全部由满人组建的军队，与早已腐朽的八旗兵不同，他们的装备、训练和待遇都堪称一流，是一支能上战场的劲旅。禁卫军的任务只有一个：保护满洲亲贵。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袁世凯怎么能容得下它在身边虎视眈眈？他借口说目下大敌当前，希望载涛能亲自带领禁卫军到前线杀敌，起一个表率作用。向来胆小的载涛听说后魂飞魄散，立马辞职不干了。袁世凯顺理成章地把亲信冯国璋扶上了禁卫军统帅的位置。 袁世凯成了北方实际上的统治者，但要迫使清廷同意退位却并不那么容易。在满族亲贵看来，袁世凯要挟清帝退位，向南方换取大总统的职位，根本就是欺负孤儿寡母的曹操。因而隆裕太后顾虑重重，对是否接受“退位换优待”的意见还拿捏不定。一方面，她不甘心把天下拱手让给人；另一方面又担心革命党杀进北京，那就连优待条件都没了。 就在这僵持的当口（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在退朝回家的途中遭到革命党人的炸弹袭击，险些丧命。原来这些北方的革命党人反对南北议和，主张以武力推翻清政府。当时，清帝退位的传言已广为流传，可又迟迟不见兑现，他们以为是袁世凯从中阻挠，所以组织了暗杀行动。这下可帮了袁世凯的大忙，他就此请假不再上朝议事，同时要挟清廷说，要是再不同意退位，他就辞职不干了。 要知道，满洲亲贵不只有载涛那样的懦夫，其中也不乏血性之辈，他们绝不愿眼看着祖宗社稷落入他人之手。宗社党领袖良弼以清室卫护者自居，反对议和，一力主战。他曾在日本学习军事，是满洲亲贵中唯一有胆略、有能力和南方一战的将领，当初禁卫军名义上归载涛统领，实权则掌握在良弼之手。良弼打算袁世凯一辞职，就让毓朗、载泽等宗室组阁，以铁良为总司令，和南方民军做殊死一搏。然而，革命党人没能杀掉袁世凯，却在不久后成功暗杀了袁的这个心腹大患。良弼一死，满洲亲贵为之胆寒。 隆裕太后一看，既然革命党人对袁世凯下了杀手，那袁爱卿自然就是心向我爱新觉罗氏的大忠臣了，从此对袁世凯的话也就越发相信了。而且太后眼见革命党在京畿重地都如此猖獗，能够频频发动暗杀，真的是感到大势已去。 良弼遇刺的同一天（1月26日），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将领47人联名通电，要求清廷“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压倒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就这样突如其来。在随后的御前会议上，满洲亲贵、蒙古王公们已经不再敢有什么反对退位的强硬表态了，一个个都低头不语。溥仪回忆说，当时“主战最力的善耆、溥伟看到大势已去，离了北京，他们想学申包胥哭秦廷，一个跑到德国人占领的青岛，一个到了日本人占领的旅顺”。当然，他们天真的幻想不可能成功。
1912年2月12日，清廷以宣统名义颁布退位诏书，由此中华民国统一南北。袁世凯在逼迫清帝退位的事情上有私心不假，可共和中国能这样轻易地创建起来，他也是功不可没。不然要是南北混战一开，结局如何就没人能说得清了。13日，孙中山如约向参议院提出辞呈，同时举荐袁世凯为继任大总统。他在咨文中说：“选举之事，原国民公权，本总统实无容喙之地，惟前使伍代表电北京有约，以清帝实行退位，袁世凯君宣布政见，赞成共和，即当推让……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贡荐于贵院。” 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合法之大总统 在这里读者朋友们可以注意到，南北双方有约在先，不是袁世凯逼孙中山让位；其次，孙中山自己也对袁世凯的功绩和才能大加称赞，视袁为当然的总统人选。在后来的致袁贺电中，孙中山还有“民国大定，选举得人”的话。 14日，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召开，南京参议院的十七省代表投票，每省一票，袁世凯以全票当选。参议院在致袁世凯的电报中说：“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之伟业，共和之幸福，实基此日。”要知道，在前一年年末推举孙中山为大总统时，他也只得到十七省中的十六票支持，另有一票投给了黄兴。袁世凯继任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在程序上完全合法，“世界之第二华盛顿”的赞誉不是空穴来风。 退一步讲，纵然是根据中国古老的政治法则，袁世凯同样获得了延续清朝政权的合法性，在宣统帝的退位诏书中，他特别加上了一句“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在某种意义上这恰相当于清帝“禅让”。 总之，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袁世凯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封建帝制的过程中，有着不容抹杀的功绩，至于他出任临时大总统，也是出于南方革命党人的意愿，哪里谈得到“窃”呢？正如史景迁在《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写道的那样，辛亥革命后“社会秩序的恢复有赖袁世凯将北洋军与同盟会和南京的革命力量结合在一起，也仰赖袁世凯以立宪程序，将新军和各省的议会结合成全国性的政体”。如果客观地评判历史，袁世凯在创建中华民国中的功绩决不该被抹杀，“窃国”的帽子老袁戴了一百年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