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还乡理事，极其风光体面和耀武扬威
公元1578年4月(明神宗万历六年)首辅张居正离京，回湖北江陵老家。这一次奉旨还乡，是为他一年前逝世的父亲办理丧事;谁都有死老子的必然性，但死了老子，竟劳驾皇帝操心，是绝无仅有的特例。冲这一条，张大人此行，可谓极其风光体面，极其耀武扬威。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记述了他的这次回乡之旅，牛皮得不得了。除了肃静回避的仪仗队，“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委派，而鸟铳在当日尚属时髦的火器。”动用新式武器保镖，可比时下警车开道，威风得不知多少倍。我估计，张大人此行，不会出现堵车塞车，一路绿灯，是可以肯定的。
最叹为观止者，是他此行的座驾，称得上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公车。黄仁宇对这台特制的巨无霸，有过一段不失幽默的描写。“张居正这一次的旅行，排场之浩大，气势之煊赫，当然都在锦衣卫人员的耳目之中，但锦衣卫的主管者是冯保，他必然会合乎分寸地呈报于御前。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首辅的坐轿要三十二个轿夫扛抬。内分卧室和客室，还有小僮两名在内伺候。”明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也不得不感叹这台巨无霸之壮观：“又造步辇如斋阁，可以
童奴，设屏榻者。”坐在这台明朝的“劳斯莱斯”或“宾利”级别的高级轿车里，身份有了，气派有了，权威有了，牛气冲天自是更不必说的了。
明、清以来，官员的交通工具为轿，二人抬者曰“肩舆”，四人抬者曰“软轿”，通常所谓的“八抬大轿”。尤其明朝，对公车使用有极其明确的限制，在《明史·舆服志一》里，我们看到
“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依此制度，张居正的车肯定超标。不过，作为内阁首辅兼皇帝老师，他有资格不在乎，加之奉旨回乡料理父丧，他有本钱搞特权。更何况锦衣卫主管，相当于克格勃首脑的冯保，跟他非常之铁，自然隐恶扬善。所以，由京城出发，在真定(今河北正定)换乘这台由知府特为他供奉的既舒适，又宽敞的巨无霸，一路往南，经一千多里的行程，到达湖北江陵。全城人都拥到关厢，欢迎衣锦荣归的同乡首辅，无不希图一睹风采。然而坐在轿中的张居正，影影绰绰，老百姓是看不到真容的。不过这台巨无霸座驾，着实让他的家乡人开了眼。
公车是一张行走着的名片
普通的八抬大轿，总重约300公斤-500公斤，每个轿夫承重50公斤或稍多一点;依此制度，张居正的座驾，至少要有1吨至1吨半的自重，否则不可能分卧室和客室，不可能载有两位服务生，不可能载有必不可少的卫生设备，以及供沏茶烧水的炉具。从老北京胡同的宽和窄，也可判断其中住户富贵和贫穷，权势和卑贱的程度，凡有王府，官邸，俗谓大宅门者，胡同不得狭于一丈(约两米)，就是为了方便前四后四的八抬大轿进出。京城有民谚云：“东城富，西城贵，南城贫，北城穷”，因此，东、西城胡同多半宽敞且直，南、北城胡同大都狭窄，而且弯曲，前者因轿的出入而必须讲究，后者因市民行走而马虎随便。
张首辅的前八后八，左八右八的三十二抬巨无霸，估计那轿子当不小于现在的“考斯特”。所以由真定起驾，也是有其道理的，第一，在北京城里，怕有的路段未必转悠得开;第二，京城人多嘴杂，张居正不想招摇过市，免遭物议。不过，明朝中后期，政治腐败，举国贪渎成风;官吏无能，唯知横征暴敛。但首辅的座驾，能从本地路过，那是千载难逢，送上门来的巴结好机会，除非白痴，谁能放过。因此首辅此行所经河北、河南两省驿道，全程是否都能保持四米宽度，是大有疑问的，因此，修桥铺路，大兴土木。后来，有一位名叫杨四知的御史，在参劾张居正的奏折里，说他“归丧沿途，五步凿一井，十步盖一庐。”自然是落井下石的夸大之词，但中国官员之马屁功夫，堪称绝活，沿途州县一二把手，为了这台巨无霸顺利通行，增派民夫，拓展路面，动用工匠，加宽桥梁，以讨好元辅，自然是少不了的。
据黄仁宇文：“他从阳历四月中旬离京，七月中旬返京，时间长达三个月。即使在离京期间，他仍然处理重要政务。因为凡属重要文件，皇帝还要特派飞骑传送到离
“京一千里的江陵张宅请张先生区处。”我想，张居正乘用这样的坐骑，也有其公务在身，随时需要替年轻主子料理国家大事的理由。唯其如此，这台巨无霸座驾，“行经各地，不仅地方官一律郊迎，而且当地的藩王，也打破传统出府迎送，和首辅张先生行宾主之礼。”《玉台丛语》甚至说：“居正奉旨归丧，所经由藩、县、守、巡，迓而跪者十之五六。”
因为公车是一张行走着的名片，官有多高，权有多大，车也就有多好，这大概也是大多数官员对座驾十分在意，十分在乎的原因。张居正是个强人，强人的缺点，在得意时常常想不到不得意时，坦然接受沿途官员跪迎跪送，以为坐在这台巨无霸里，为皇帝办事就等于是皇帝了。《万历野获编》里如此说过：“江陵以天下为己任，客有谀其相业者，辄曰我非相，乃摄也。”这个“摄”字，对他来讲，倒也是事实。但从他自己嘴里说出来，就有点狂妄了。沈德符接着说：“‘摄’字于江陵固非谬，但千古唯姬旦、新莽二人，今可三之乎?庚辰之春，决意求归，然疏语不曰‘乞休’，而曰‘拜手稽首归政’，则上固俨然成王矣。”清人纪昀在《四库全书题要》中，说他“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也是这个意思。强人再强，不可能永远如日中天，公车再棒，总会有坐不动的时刻，从江陵料理父丧回京的第五年，公元1582年，张居正病逝，享年57岁。在皇帝的授意下，一场反攻倒算，差一点点就要将他从坟墓里挖出焚尸扬灰。
如何应付他那口味尖刻的舌头，则更是一路经过的大小衙门，伤透脑筋的事
他肯定没有预料到万历皇帝的秋后算账，来得这么快，这么狠，《万历野获编》为明人撰，应该可信其真实。“今上(即万历)癸未甲申间，籍故相张江陵，其贻害楚中亦如之。江陵长子敬修，为礼部郎中者，不胜拷掠，自经死。其妇女自赵太夫人而下，始出宅门时，监搜者至，揣及亵衣脐腹以下，如金人靖康间搜宫掖事。其婴稚皆扃钥之，悉见啖于饥犬，太惨毒矣。”
那台巨无霸自是张居正许多罪状中的一条。
要知道，皇帝未必不小人，而且说不定非常之小人。在《万历野获编》卷九里，有一则《貂帽腰舆》的记载，我们看到因座驾之张狂躐等而倒霉的，不光张居正一人。“嘉靖中叶，西苑撰元诸老，奉旨得内府乘马，已为殊恩。独翟石门、夏桂洲二公，自制腰舆，舁以出入。上大不怿，其后翟至削籍，夏用极刑，则此事亦掇祸之一端也。”读到这里，我想那些坐豪华公车的官员，会不会为此而慎之戒之呢!
作为首辅，执政近15年，张居正确实做出了政绩，为世公认。《明史》称他：“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然而，他的人格，品德，作风，政声，也有很多为人所不齿的地方。与他同科进士的大文人王世贞，就对他很不以为然的。在文章里曾嘲笑过，一位当朝宰相，竟然下作到以“晚生”的帖子，递过去以取悦于太监冯保，虽偶一为之，也颇令人作呕。无非因为这个太监能左右太后和皇帝，他不得不依靠他，不得不拍他马屁，即使如此，也不必卑躬屈膝啊!据明代的文人焦叩
《玉堂丛话》，说到他奉旨归葬，从北京出发到湖北江陵，其作威作福的排场，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最难侍候的，沿途州县如何供应他老人家的吃，让他吃得开心，如何应付他那口味尖刻的舌头，则更是一路经过的大小衙门，伤透脑筋的事。“始所过州邑邮，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而钱普无锡人，独能为吴馔，居正甘之，曰：‘吾至此仅得一饱耳。’此语闻，于是吴中之善为庖者，召募殆尽，皆得善价而归。”一百道菜上来，张居正眉头紧皱，举筷踌躇，简直没有他可吃的，其舌头之刁钻，其嘴巴的挑剔，可想而知。
他的成功，由舌而起，他的失败，也与舌有关
要是从明代沈德符的
《万历野获编》的一则记载看，这一家人的味觉神经，也够登峰造极的了。“江陵归葬公还朝，即奉上命，遣使迎其母入京。比至潞河，舁至通州，距京已近，时日午，秋暑尚炽，州守名张纶具绿豆粥以进，但设瓜蔬笋蕨，而不列他味，其臧获辈(家奴厮役之类)则饫以牲牢(肯定五星级待遇)，盖张(这个马屁精)逆知太夫人途中日享甘肥，必已属厌，反以凉糜为供，且解暑渴。太夫人果大喜，至邸中谓相公曰：‘路烦热，至通州一憩，始游清凉国。’次日，纶即拜户部员外郎，管仓、管粮储诸美差。”
张居正的舌头一动，解决了一批无锡厨师的就业问题;老太太的舌头一动，使得通州运河边上小小七品县官，一步登天，擢升到中央政府工作，这就属于舌头的第二功能了。但最后，想不到这位既位高权重，不可一世，也卑污轻贱，曲节事人;既治国有方，政声蜚扬，也好色腐败，贪刻残酷;既轰轰烈烈，位极人臣，也碧落黄泉，惨遭灭门的张居正。他的成功，由舌而起，他的失败，也与舌有关。明代沈德符的
《万历野获编·江陵始终宦官》说：“江陵之得国也，以大?冯保力……而最后被弹，以致籍没，亦以属司礼张诚，岂所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乎!”当年，张居正舌头一动，断送了高拱，拉拢了冯保;现在，一个更得宠的太监，在万历身边，张诚舌头一动，把罪状一条条呈给皇帝耳边;而那个高拱，别看败在他手，临死之前，趁舌头还能动，又搞了一份《病榻遗言》告上去，历数张、冯的罪恶，火上加油，促使万历下了决心，在张居正死了两年以后，终于被抄家夺爵，总算留一点面子，没有戮尸。
这一切的是是非非，无一不是舌头在兴风作浪，想到这里，真有一点不寒而栗呢?但一代文豪王世贞先生，也不是什么好样的，在张江陵如日中天的时候，曾经起劲地去巴结过的，甚至洋洋洒洒，写过吹捧他双亲的祝寿文章，想讨他的好，希望得以引荐，跻身朝廷，求得朱紫。奈何张居正认为，阁下文章好，未必适宜做官，还是当你的文人算了。也许由于未能满足欲望，现在，你死了，你倒台了，你完蛋了，我反过来敲打两句以泄愤，也是情理之常。所以说，文人的舌头，通常是靠不大住的，一会儿向这边拐，一会儿向那边拐，那是司空见惯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