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名权，后改作爰，号大千，小名季爰。1924年，在上海首次举行个人画展。
1937年7月26日，张大千携家眷前往颐和园避暑。第二天，保安队在颐和园内，挨家挨户通知说日本人要炮轰颐和园，还要放毒瓦斯，园内顿时大乱。当天晚上，园内只剩下张大千一家及另一杨姓家。7月28日，日军果然进入颐和园。张大千的德国朋友海斯乐波，打着红十字会的旗帜到颐和园去接张大千一家人。在路上，车却被未及逃出的妇孺老幼围住。张大千无奈，只好让妇孺先乘车走，自己留在园中。直到8月1日，他才被海斯乐波接走。
事后，张大千被日本宪兵队找去“谈话”。日本宪兵司令部以“调查清楚后再说”作借口将其扣押。此间，《兴中报》刊出消息说：“张大千因侮辱皇军，已被枪毙!”此事一登，张大千在京、沪的亲友和学生无不悲痛欲绝。在上海，他的学生胡若思还在法租界举办了“张大千遗作展”，上海各大报纸也报道了此事。日本宪兵司令部无奈之下只好放人。
1937年8月9日，张大千带着家眷又返回颐和园听鹂馆居住。一次，张大千去景山写生回来，遇上了日本宪兵。日本宪兵误以为他是国名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非要把他抓走不可。张大千突然灵机一动说：“于右任不会作画，我张大千是作画的，我作一幅画给你们看。”说着，张大千一挥而就，一只螃蟹呼之欲出。日本宪兵半信半疑，要他再画一个，张大千很快又画了一只龙虾。这下麻烦大了，日本宪兵的长官确定他就是著名画家张大千后，对他说：“你不要出去了，留在这儿为我们画画吧!”其夫人杨宛君得知张大千被日本宪兵扣留，便穿着白色旗袍和一名穿着白大褂的大夫，乘坐红十字会汽车直奔张大千处，对日本宪兵头目说：“他患有传染性肝炎，会传染的，请让他去治病，医院已派车来接他了。”日本宪兵头目认为张大千无论如何也跑不掉，于是就让他们接走了。
知道张大千收藏许多古字画，日本宪兵头目想敲诈他：“听说你有许多古字画，你拿出来，我们给你成立一个馆，陈列起来，比放在你个人手里保险。”“我的字画不在北平。”“在哪里?”“在苏州、上海。”张大千看到日本人还在怀疑，就说：“我留在北平，让我太太去拿吧。”杨宛君也不推辞：“你们开个路条吧，我去拿。”日本宪兵头目还真开了路条。其实，张大千收藏的24箱古字画，已送到德国朋友海斯乐波处保存了。
杨宛君到上海后，发电报说：“你的画有些我找不着，必须你自己来找。”第二天又写信说“四哥已在北平，你回来找画完毕，带四嫂与我同回北平，否则两个女人行路实在不便。”通过这种方式，杨宛君把时间拖了一个多月。日本鬼子上门逼画，张大千拿着杨宛君的电报和信给日本人看，日本鬼子头目果然深信不疑。
驻北平的日军司令官香月通过汉奸金潜庵与张大千联系，希望他选择故宫博物院院长或北平艺专校长职位，还可以在日本艺术画院兼任名誉职务，张大千断然拒绝。但是，日本驻华北军事总司令部司令内寿一大将为粉饰“东亚共荣”，成立了“中日艺术协会”，未经张大千等人的同意，就将黄宾虹、张大千等都列为发起人，在报纸上公布，张大千还被迫以“主任教授”的名义去上了一堂课。
这段时间，张大千一直都在为如何返川犯愁。最终，张大千决定通过办画展的形式逃离北平。但日军对他不但不放行，反而要他在北平办画展。张大千当然不肯答应，事情就这样僵持着。
一天，张大千收到老友方介堪从上海寄来的信，信中央着一张剪报，上面正是报道张大千在北平被日本人杀害的消息。看完这张剪报，张大千突然灵机一动，正好利用它向日本方面提要求。于是，张大千提出要到上海开画展，以便辟谣。第一次被拒绝了。张大千便又亲自找到他们说：“上海各方面都谣传我被你们杀害了，无论你们怎么说，他们都不会相信，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亲自去上海露面，更何况上海也被你们日本人控制着，我也跑不掉。”由于张大千没有提出要四哥和学生们一起南下，日军只好同意了，但提出一个条件，要张大千把放在上海的古字画运回北平，张大千假装满口答应。
1938年5月18日清晨，张大千离开北平，前往天津。为了不引起日本鬼子的怀疑，他在天津法租界的永安饭店办了画展。随后又前往上海转道去香港，与先期到达的夫人会合，等那24箱古字画运过来。不久，古字画运到了，夫妇二人便一路颠簸，终于安全地返回了四川。 张大千的艺术生涯和绘画风格，经历“师古”、“师自然”、“师心”的三阶段：40岁前以古人为师，40岁至60岁之间以自然为师，60岁后以心为师。早年遍临古代大师名迹，从石涛、八大到徐渭、郭淳以至宋元诸家乃至敦煌壁画。60岁后在传统笔墨基础上，受西方现代绘画抽象表现主义的启发，独创泼彩画法，那种墨彩辉映的效果,彰显他深厚的艺术底蕴，使他的绘画艺术独具气息。
张大千说：“作画如欲脱俗气、洗浮气、除匠气，第—是读书，第二是多读书，第三是须有系统、有选择地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