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书画皇帝，他作为书画家是极其成功的，可作为皇帝却是极其失职的。崇宁之后，他排斥正直之士，肆意打击“元祐党人”，任用以蔡京为首的“六贼”等大批奸佞小人，奢华好物，怠弃朝政，最终造成了北宋王朝的灭亡。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宋哲宗赵煦去世。由于宋哲宗无子，兄终弟及，端王赵佶继承了皇位。次年，改元“建中靖国”。他就是北宋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宋徽宗。
在赵佶继承皇位之前，变法派后期领袖、宰相章惇就直言不讳地指出：“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但建中靖国年间的宋徽宗的确曾经是想要励精图治，并不是后来的样子。这一阶段，他平反冤狱，窜逐奸佞;选贤任能，惟才是举;广开言路，察纳雅言;无偏无党，反对党争，大有中兴之主的气象。特别是在御人之道上，他前逐宵小，后纳忠直，将以大惇小惇(章惇、安惇)、大蔡小蔡(蔡京、蔡卞)为代表的臭名昭著、心怀叵测的一大批奸佞之辈赶出了朝堂，引进了韩忠彦、李清臣、黄履等一批正直之士，还为文彦博、王珪、司马光、吕大防等33人恢复了名誉。
可这个“小元祐”的局面并没有保持多少时间，北宋的政局就开始向倾覆的边缘滑去了。其标志就是大奸蔡京的复出。蔡京这次复出，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右相曾布出于反对左相韩忠彦的政治需要，但更为主要的还是宋徽宗对于蔡京的好感和利用。建中靖国元年(1101)十一月，起居郎邓洵武看准了宋徽宗已经坐稳了皇位，意图有所“作为”的心意，首创绍述宋神宗功业之说，攻击左相韩忠彦并推荐蔡京为相，得到尚书右丞温益的支持，并为宋徽宗所欣然采纳，首先于同月末决定改明年为崇宁元年，明确宣示放弃调和中立政策，改为崇法熙宁之政。宋徽宗需要借重蔡京的才干和行政能力，以及他作为“变法派”的出身，来一改元祐之政。于是，半年多的时间内，蔡京从被贬谪之地回到了朝廷的中枢，并一跃而成为了宰相，再过半年，蔡京更升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首相。从此开始了以宋徽宗、蔡京为首的腐朽统治集团的黑暗统治。
蔡京升任首相后，立即在宋徽宗的授意下，打着“绍述”宋神宗改革事业的旗号，开始了打压元祐党人，变更元祐条法的所谓“崇宁变法”。首先，仿照熙宁年间设置三司条例司的体例，在尚书省设置讲议司，由蔡京亲自兼任提举。崇宁三年，在显谟阁(神宗御书阁)为熙宁、元丰功臣绘像，以王安石配享孔庙;政和三年(1113年)又追封王安石为舒王，以之标榜蔡京作为王安石改革事业的“继承人”，是货真价实的“新党”，而将收括民脂民膏的行为都称之为“新法”。其次，利用讲议司作为党同伐异、打击异己的工具。其标志和最大的功业便是树立“元祐党人碑”。
崇宁元年九月，经过宋徽宗的同意，蔡京将文彦博、司马光等120位元祐及元符三年恢复旧法的官员登记为元祐奸党，由宋徽宗御笔亲书刻石于端礼门。已经死了的削去官衔，活着的一律降职流放。通过详定元祐党籍，正直的官员几乎全部被排挤出朝，而蔡京的同伙却步步高升，一举把持朝政。以蔡京为首的这个奸邪小人的集团，被时人称为“六贼”，内有：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其中蔡京和王黼先后任过首相或太师、太傅，总领朝政，他们把持中枢，依靠宦官童贯、梁师成，以朱勔、李彦为爪牙，打着绍述新法的旗号，逢迎宋徽宗的心意，无恶不作。一方面，引导宋徽宗尽情享乐，营造艮岳，大兴“花石纲”。一方面，在朝中贿赂公行，卖官鬻爵。在地方巧立名目，增税加赋，搜刮民财。但即使如此，宋徽宗对蔡京仍然隆恩深重。其间，蔡京也曾遭弹罢相，但很快就又复相。
但是无论徽宗对蔡京如何信任，他们的关系也是君臣，蔡京仍然是皇帝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至高无上的权利仍然掌握在皇帝手中，对臣僚可以任由兴废，任意升降。蔡京既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更没有反抗的能力。在统治核心决策层搞平衡，任用政见不同或不同派别的人同时或轮流执政互相牵制，是历代统治者巩固政权皇权的政治策略和有效经验。宋徽宗也是如此。他的御人之道便是对大臣今日用，明日免，即使蔡京也不过是他的工具罢了。但正是因为宋徽宗对蔡京的强有力支持，才会使蔡京有恃无恐。所以，宋徽宗失政和蔡京有很大关系，但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他并不一定起决定性作用。对北宋亡国，应当负主要责任的还是宋徽宗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