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蒋介石发起了铺天盖地式的第五次“围剿”，博古、李德等人决意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可是，没能把敌人 “御”于门外，根据地却是越“御”越少。
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层的毛泽东远在瑞金约二百里外的于都，忧心如焚，他虽然胸怀却敌之策，却不被博古、李德等人采纳，每天只能长吁短叹，无可奈何。
时间推移到 9月下旬，红都瑞金已经岌岌可危了，毛泽东再一次将自己结合最新敌情谋划出的退敌之计写在纸上，命令警卫班的胡昌保和吴吉清两人克日送到博古的手里。
胡昌保和吴吉清不敢怠慢，撒开两双大脚，连日翻山涉水，躲避出沿途土匪的劫掠和反动势力的缉捕，历尽艰险，终于顺利将信交到了博古手里。
然而，博古看了信后，反应十分冷淡，将信搁置一边，不予理睬。
这样，反第五次“围剿”全面失败，中央苏区被迫走上了长征之路，各路红军从江西瑞金、会昌、兴国、宁都、福建汀州等地出发，开始了战略性的大转移。
博古为什么不肯采纳毛泽东的退敌之策呢？
《党史文苑》2010年第2期(上半月)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中国期间鲜为人知的故事》的文章，该文道出了其中的奥妙：“王明、博古等人想把持党在江西苏区的军事领导权，因为他们自己既没有军事经验，在江西苏区又无威望可言，为了压服在江西苏区的毛泽东等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人，他们就请来李德，并且在军事上把李德尊为神的位置，以李德‘洋钦差’的身份来排斥毛泽东等人的正确领导。”
也就是说，博古迷信李德的军事能力，“把李德尊为神”，坚信李德有能力力挽狂澜、化险为夷，所以拒不采纳“土包子”毛泽东的任何军事建议。
那么问题来了。博古“把李德尊为神”，到底“尊”到了什么地步呢？
李德是来自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曾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于1933年10月初，以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名义来到中国。
陈士渠上将回忆说：“其实共产国际并没有给李德‘一锤定音’的权力，给李德的权限是‘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去中央苏区，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支配’。但是王明、博古过于信任他，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被排斥，阵地战变成红军的主要战斗手段，这是他没有结合中国的国情而硬要套用欧洲革命的经验，造成了革命的重大损失。”
因为迷信李德，因为迷信“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尽管苏区条件艰苦，博古等人仍千方百计满足李德的生活需要。
比如说，为了保护李德的安全，博古让人在中央机关驻地的禁区内专门为李德盖了一所三间房的住宅，房子四周是稻田。
知道李德酷爱吃水鸭，博古又吩咐老乡们在稻田了养了一群水鸭。
陈士渠上将还说：“李德刚刚来到部队，提出了一个在我们看来很好笑的条件，就是希望有个中国女战士陪他睡觉。这在德国、奥地利可能不算什么，在中国尤其是在红军，就显得有点可笑。我们在底下还议论说，外国人真是随便。好在他也听不懂，如果听懂我们也不敢，人家毕竟是我们的指挥官。后来，一位年轻的农妇真的陪伴了李德在中国的生活，她的名字好像叫萧月华。萧月华不漂亮也不丑，有着中国农村妇女吃苦耐劳、善于伺候老公的品质。在苏区的时候，他们一直住在一起。长征开始后，由于艰苦，大多数妇女被送到休养连，‘李德夫人’也去了那里。萧月华历尽艰辛随李德到了延安，这个朴实的女人把李德伺候得很好。为了让李德生活更舒适一些，她在他指导下学会了烤面包，在延安他们的儿子出生了。他们的婚姻由组织安排，萧月华眼中的李德首先是第三国际和革命代表，其次才是丈夫。由于两国生活习惯和观念相差太大，加上李德打了败仗威信扫地，本来共同语言不多的他们经常吵架。后来他们离婚了，提出来的还是萧月华。她后来到了长沙，在那里工作了多年，直到80年代初去世。”
陈士渠的回忆是极靠谱的。李德到江西苏区时是三十三岁，远离家国，有着旺盛的生理上的需求。美国著名专栏作家、《纽约时报》副总编辑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也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李德于1933年10月抵达中国时，满以为红军与其他军队一样，他指望有随军的女性可以陪他睡觉。但是苏区没有妓女。”“李德寓所离共青团机关的宿舍不远。当时共青团的一位领导人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妻子。李德对这位年青妇女垂涎欲滴，想与她同枕共眠。他主动给她送礼……那位丈夫很快就意识到他在搞什么名堂。李德的不'检点'很快传到了领导层面，这是从未遇到过的棘手事儿，但听任洋顾问如此放肆，影响确实也不好。一些同志，可能还包括翻译伍修权在内，采取措施挽救了局势。”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说的“采取措施挽救了局势”，也就是陈士渠上将所说的，让“农妇”萧月华走进了李德的生活。
萧月华其实不是一个普通的“农妇”，她是广东人，1926年加入青年团，后转入中国共产党，任大埔县妇女部长。毛泽东曾认为她是一个很好的妇女干部，让她在少共中央局当文书。萧月华文化水平不高，却很贤惠、壮实，爱打篮球，能歌善舞，同志们都叫她“小百灵”。博古刚开始做媒让她嫁给李德做夫人，她一个百个不愿干，后来经不起博古软磨硬泡，这才抱定为革命牺牲的念头应承了下来。
于是，在博古安排下，萧月华进入了“独立房子”，和李德结婚，精心照料李德的生活，还学会了烤面包。
可是，两人毫无感情，李德娶萧月华，完全是为了生理上的需要。
按梅剑主编的《延安秘事》所记，两人“虽然成了夫妻，但从政治地位到生活待遇，两人却是极不平等的。李德享受苏区最高的物质供给，而萧月华依然和大家一样过着普通战士的艰苦生活，并且照常在原单位工作，只有到了晚上才到他那儿去履行妻子的义务。”
李德对萧月华非常冷淡和刻薄，也很小气。有一次，他发现盒子里的饼干好像少了几块，就一口咬定是萧月华偷吃了，吵闹不休。
几块饼干就这样大发雷霆，其他琐事上的争吵和打骂更是家常便饭。
萧月华实在受不了，跑到博古那里去诉苦，要求离婚，但博古每次都是以“服从组织”来教育她，要求她委屈求全。
一句话，博古就是这样奉着敬着李德。
博古的女儿秦摩亚（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退休教师、副教授）依据父亲当年向党中央呈述的原委和所作的检查等原始资料道出博古当时的苦衷。博古在材料中是这样说的：“李德是1933年10月间到苏区的。在进苏区前，上海来电报说要派军事顾问进来，要我们派人去接。我们派了交通局长陈彭年亲自去接。李德之派来是远东局主动的，不论在上海或进苏区后，我们均未请求过派军政毛子到苏区来。李德到苏区时，来势是很凶的，虽然上海曾有电报来说，他是来做军事顾问的，但是其气派则俨然为国际代表。到后就说明：派他来时，规定了两个任务，一是在军事作战上帮助中央，一是帮助军事教育工作，即司令部工作与教育工作，因此要求两个翻译，并说到，派他来的一方面是国际远东局，另一方面他属于苏联军委四科，他在上海还有一个领导者，他受这个人指挥（以后他常称此人为老爸）。”
李德的来头大没有用，有没有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陈士渠上将回忆说：“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纠集了100万军队和200架飞机，声势非常浩大，形势也十分紧张，我们都做好了各种心理准备，也包括牺牲自己的生命。情况明摆着，敌强我弱，无论人数、装备和后勤供应，我们都无法与敌人正面死拼。我们那时候已经非常信服毛泽东了，因为他一贯主张的运动战，避实就虚、打到敌人后方去的战略是行之有效的。可是当时还没有确立毛泽东在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李德也受到了王明、博古的谗言，对毛泽东很有成见。他们给毛泽东扣上了‘逃跑主义’、‘断送革命’等大帽子，还提出了很激进的口号：‘御敌于国门之外’，主张以阵地战对阵地战，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坚决保住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李德等人的口号虽然激荡人心，但是战役却异常惨烈，李德的正面抗击与‘短促出击’，让来势汹汹的敌人长驱直入。看着红军节节败退，军委领导也感到异常焦虑。周恩来、朱德等领导找到李德，向他讲明中国尤其是苏区的特殊情况，希望能够改变战略。但是，李德在博古的怂恿下，还是一意孤行，甚至完全抛开了周恩来、朱德，指挥了一场十分拙劣的广昌战役，结果打了一场完败之仗。”
陈士渠上将的最后结论是：“李德的错误是不了解情况做了错误的决策，而博古则是把平日的积怨带到工作中来，为了显示自己的领导才能，险些彻底葬送了中国革命。”
长征开始后，1935年1月15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召开了。遵义会议撤销了以李德为首的“三人团”，博古降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的新的军事指挥小组，中国的革命道路才又一步一步地回归到了正轨。
值得一提的是，李德因为失去了指挥权，脾气恶劣，经常无端迁怒于萧月华，长征路上，两人吵闹、厮打不断，以致于到了延安后，他们的夫妻关系已走到了尽头。
不久，上海影星李丽莲投奔到延安，李德移情别恋，将一腔深情悉数倾注到李丽莲身上。
萧月华找毛泽东哭诉，毛泽东长叹一声，说：“博古那时把李德奉若神明，言听计从，要什么给什么，需要女人，就将你提供给他，实在是荒唐，造成这场婚姻悲剧。”
既然萧、李两人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边区政府民政厅同意离婚。
李丽莲曾在上海“天一”影业公司当演员，在《社会之花》、《梦里乾坤》等影片中扮演过角色，身材颀长，俏丽动人。
李德离婚后，和她结婚，两人经常一起跳舞、散步和买菜，形影不离，相约在中国生活一辈子。
1939年秋天，周恩来不慎从马上摔了下来，胳膊骨折，造成重伤。限于延安的医疗条件，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去苏联疗伤。而共产国际发来电报，要求李德回苏联述职，于是，李德也被批准同机前往。就这样，李德结束了他在中国长达7年的中国之行，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中国。
李德到苏联后受到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的审查。
1939年12月，负责组织审查的是共产国际监委会主席佛罗林，德国人。审查依据材料是中共中央陆续送达的文件报告、情况汇报和李德在中国写的检讨，并召集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以及正在莫斯科的对情况比较了解的周恩来、任弼时、毛泽民、刘亚楼等同志参加会议。
李德首先作检查，，脸发白，身子冒虚汗，承认自己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
佛罗林问李德为什么这么紧张。李德回答：“到中国当顾问，又不是我要去的，搞成那样更不是我有意的。造成那么大损失，怎么能都让我负责呢？他们中国的事，我本来就弄不懂，一开始我就说过，以后也一直说，我只是顾问，对于我的建议，你们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嘛！你们自己的事情，怎么能全推给我呢？搞坏了事就都骂我，我简直成了内奸反革命了……”
共产国际监委会最后对李德做出的处理决定是：指挥错误，免予处分。其理由是：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李德无权对中国党的事务作出决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党，对于李德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的错误意见被采纳，这个责任应由中共中央负责。
但从此以后，共产国际没有再重用李德。他被分配到苏联外文出版社工作，恢复原来的名字——奥托?布劳恩，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翻译了马、恩、列、斯著作和《茹尔宾的一家》、《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文学名著，成为一名出色的翻译家，受到苏联及德国人民的好评。1949年后李德回东德定居，继续从事编译和文学创作，并当选为东德作家协会第一书记。
1964年5月，中苏论战期间，李德在东德《新德意志报》上向中共发难，并在《地平线》周刊上陆续刊载长篇回忆文章《从上海到延安》，1973年结集出版为《中国纪事（1932～1939）》。
一年后，《新德意志报》登载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的一则讣告：“奥托?布劳恩同志于1974年8月15日逝世，终年74岁。”
李丽莲在建国后任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和对外联络部部长。1965年4月病逝于北京。
萧月华解放后任职湖南省交通厅(办公室主任)，尔后调回部队，授大校军衔。1983年11月3日病逝。
（图为萧月华大校摄于195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