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曹操有绝对正确的战略。
战略，简单地说就是你运用什麽样的资源构成什麽样的资源组合去实现你的目标的方略。这个资源组合就是模式。创业模式，商业模式是也。
曹操的创业模式，来自于毛玠的战略构思和曹操对这个模式的高度认同
《三国志·魏书》记载创业初期毛玠语与太祖曰：
“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
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虑，未有树基树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蓄军资，如此霸王之业可成也。”
毛玠的“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蓄军资，如此霸王之业可成也。”的这番宏论是远见卓识，极富战略价值。所以同样具有英雄气概以及政治战略家素质的曹操就不能不听从，“太祖尽纳其言，转幕府功曹。”全盘采纳毛玠的战略建言，并且对毛玠刮目相看，立即就擢拔毛玠为曹操幕府掌管考察干部的主官。
曹操能认同毛玠的战略建言，根源于他对通过创业争霸天下的独特认识——
曹操在青年时期曾与袁绍是好朋友，曹操与袁绍共同组织的十七路豪强“讨伐乱臣贼子董卓”联盟军刚刚兴起时，两个人曾有过关于愿景的一次讨论：
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觽，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傅子曰：太祖又云："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
这就是说，曹操认为“天下智力”也就是人才是创业的根本，人才是争霸的主要资源和力量，有人才就有一切！而且曹操的胃口很大，他看重的不是一地一人，而是天下的人才！
而袁绍则与曹操大相径庭，他把山川险固和占有地盘的多寡当作了创业争霸的主要资源。而且还毫无原则地准备利用北方少数民族的力量来夺取天下，而毫不顾忌这些野蛮的少数部落将可能带给中原文明带来损害！
曹操与袁绍的对于创业资源的截然不同的见解导引他们各自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创业道路。
曹操的下列言论充分说明他关心民生、同情广大人民受战乱祸害而陷入的苦难生计，因此，他常常命令他的军队爱护民生。我们在著名的曹操割发替首，惩罚自己马踏麦田的著名故事就可以窥斑见豹、落叶知秋于曹操的爱民情操。
“七年春正月，公军谯，令曰："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其举义兵已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魂而有灵，吾百年之后何恨哉！"遂至浚仪，治睢阳渠，遣使以太牢祀桥玄。
进军官渡时，“秋七月，令曰："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
不仅如此，曹操还对当时横行不法、侵害细民百姓的大地主豪强严加制裁，以便保护广大的底层农民的生计和生活。
●曹操重豪强兼并之法。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打败袁绍，基本上控制了河北以后，针对袁绍弊政所造成的恶果和战乱以来民生凋敝、经济萧条以及毫民兼并的严重情况，发布了两道命令，一为《蠲免河北租赋令》，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重豪强兼并之法，百姓喜悦。天子以公领冀州牧，公让还兖州。
另一道命令是更能反映曹操政治思想的《抑兼并令》。
注魏书载公（曹操）令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衒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逋逃主。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
注魏书载王（曹操）令曰："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已上无夫子，若年十二已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廪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赡者，随口给贷。老耄须待养者，年九十已上，复不事，家一人。"
曹操虽然讲求的霸道以及霸术，不是中国历史上威力更大的王道管理的奉行者，但他的关心民生的思想不仅符合中国历史上二分天下的霸道管理理念中关于民生的治理法则。而且他的行为也符合王道管理理念中关于君民关系的思想。
袁绍虽然也忝列儒士之列（历史记载他家传治《易经》，易经为儒家经典五经之一）则根本无视儒家王霸经典导师孔子所大力提倡的"仁者无敌"以及孟子所言的：“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
《孟子·尽心下》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离娄上》孟子说：“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自身。”
《孟子·尽心下》孟子说：“不信仁贤，则国空虚。”
《孟子·尽心上》孟子说：“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后来的实践表明，袁绍在冀州的统治：“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放兵捕索，如猎鸟兽”曹操则制定“重豪强兼并之法”，对士族豪强兼并土地的行为进行打击。如杜畿为河东太守，“课民畜牸（ZI）牛、草马，下逮鸡豚犬豕（SHI），皆有章程。百姓勤农，家家丰实”；郑浑为京兆尹，“勤稼穑，明禁令，……由是民安于农”；赵俨为朗陵长，“县多猾吏，无所畏忌。俨取其尤甚者，收缚案验，皆得死罪”；王脩（XIU）为魏郡太守，“为治抑强扶弱，明赏罚，百姓称之”。
二、曹操战胜诸豪强还凭借具有天下一流素质的股东们基础
据历史学专家们的精心研究，曹操的最主要的事业支持者有两个地区内的豪强士人（中国历史上掌握有儒家治国理论的士人集团同时也是地主阶层）集团，这就是谯沛集团与此同时颖川集团——曹操创业集团的基础建立在天下最优秀的人才基础之中。
据《三国志》卷一《武帝记》注引《曹瞒传》及《世语》记载：曹操父曹嵩本来是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曹操与夏侯惇为从父兄弟。陈寿为《诸夏侯曹传》作评云：“夏侯、曹氏，世为婚姻，故惇、渊、仁、洪、休、尚、真等并以亲旧肺腑，贵重于时，左右勋业，咸有功劳。”可见曹氏、夏侯氏都属籍沛国谯县，两个宗族间的之间的密切关系由来已久；由曹嵩出继曹氏，使夏侯氏与后来的曹魏皇室之间多了一层宗族关系；在此基础上，曹氏、夏侯氏互通婚姻，结成更加牢固的宗亲关系。
曹氏、夏侯氏宗族是曹操创业过程中的一支骨干力量。曹操骑兵后，“诸夏侯曹纷纷投入曹操军中，形成如下的史实事迹。
一、曹操起兵之初，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等经常随从出征。此外，曹操征讨淘谦，留夏侯惇守濮阳。夏侯惇曾领东郡、陈留、济阴太守，又领河南尹；夏侯渊曾领陈留、颖川太守。曹操初次起兵受挫后，夏侯惇、曹洪随曹操到扬州募兵。以上留守、领郡、募兵都是重任。
二、在争霸战争中，曹操逐步建立起一支由他亲自率领掌握的中军（也称内军）队伍，其主要将领有曹氏新秀曹纯、曹休和曹真。曹操的中军由帐下亲兵发展而来，主要来源有三：曹纯所督虎豹骑，为骑兵；许褚所领虎士，为剑客；典韦所率亲兵。曹纯在建安十五年（210）去世，其后曹休、曹真共领虎豹骑。曹休后来拜中领军，曹真拜中坚将军，亦为中军主将。许褚为谯国人，是曹操的同乡。
曹操早期的中军将领还有韩浩、史涣。韩浩为护军、中护军，史涣为领军、中领军，二人均附入诸夏侯曹传，并且史涣是沛国人。由此可知，建安年间的曹操中军基本上控制在谯、沛籍武将之手。
三、随着争霸战争的发展，诸夏侯曹逐步建立起在曹操军中统督军事的优势。在征战中，夏侯惇、夏侯渊、曹仁等经常督率诸将，以后逐渐发展为都督诸军，总专方面之任。
诸夏侯曹中，除夏侯惇与曹操的特殊关系外，夏侯渊妻为曹操内妹，夏侯尚为夏侯渊从子。曹仁、曹洪是曹操从弟，曹纯是曹仁亲弟，曹休、曹真是曹操族子，他们与曹操血缘关系亲近。以上八人中，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曹纯在曹操起兵之初即随征，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更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除曹氏、夏侯氏宗族外，曹操还通过乡里、姻亲等关系壮大亲信队伍。许褚、史涣外，丁冲与曹操同籍，曾建议曹操匡佐汉献帝，两人情谊深厚。丁冲授职司隶校尉，他去世后，二子丁仪、丁也颇受曹操信重．后来主持屯田的任峻是河南中牟人，曹操起兵时他就率领宗族及宾客归附曹操。其他如刘馥、武周等都是沛国人。也受到曹操信任。曹操军中的中下级将吏，谯、沛籍人也占有相当数量。很明显，这是一个具有浓厚的宗族和地域特征的政治集团。
谯沛集团是曹操最忠诚的核心力量。但是颖川集团与曹操的结合及其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曹操政权中，与谯沛集团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是以荀彧、荀攸、钟繇、陈群等为代表的颖川籍士人构成了另一种势力集团——颖川集团。颖川地处三河与南阳之间，开发较早，素有夏人之居的说法。春秋战国时期，曾先后成为郑、楚、韩之一部，因位居天下之中，故号四战之地。外黄乃颖川东邻之县，二者均为开发较早的山涧河谷地带，属于“第一次农地区域”豪族势力强大是其地方政治的特点之一。司马迁将颖川与南阳一带示威夏人起源之地，称其“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又说颖川敦愿。可推测这些颖川是保有较多古风或者说悠久传统的地区。班固所说的”颖川多豪强，难治，国家常为选良二千石，正是对当地现实的一种反映。以良二千石治豪强，表现出国家权力与地方势力之间紧张的关系，西汉时期著名的治理颖川郡的循吏有赵广汉、韩延寿、黄霸，法家的霸道治理、儒家的王道治理理念在这个地区都成功地实践过。
颖川郡是华夏文明的源流地带，文化深刻厚德载物，在中国历史上是个独特而且极有影响的地区。有如下三个特点：首先是东汉时期豫州境内的汝南郡、颖川郡一带是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那里是人才集中之地。东汉末年发生党锢之祸，汝、颖地区的党人名士人数集中，地位突出，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尤令人瞩目。在接踵而来的汉末动乱中，汝、颖名士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自然备受关注。其次，曹操早期的政治活动为他与颖川士人在政治上联合奠定了基础。曹操早期选择了交游汝、颖名士这一途径，曹操锐意求名结交桥玄、许劭、许靖、何这样的名士是费了一番苦心的。曹操做的另一件事情是远离宦官势力，在政治上向士大夫靠拢。曹操与颖川士人在政治上的结合，是双方互相选择的结果，其中颖川士人充分发挥了其政治卓识和自主精神，尤显重要。在此过程中，荀彧作用关键。
●颖川集团与曹操的结合对曹操的战胜诸豪强起到了至关重要或者说是极为关键的作用。
第一、在政治、军事以及经济方面的作用。
颖川士人在政治上的第一个贡献是帮助曹操夺取汉献帝。而在决定袁绍与曹操生死存亡的官渡之战前后，颖川士人运用智慧，出谋划策，几乎在所有重大方面或环节上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如若说曹操霸业成功的历程也就是颖川士人大显身手的成功，也是有道理的。
第二，在政权建设方面的作用。颖川士人由于自身所具有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因而在联络大族名士、壮大曹操政权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荀彧为曹操举荐的人才，除本籍人士外，尚有司马懿、郗虑、华歆、王朗、杜畿等外籍人士，他们大部分是在汉献帝都许后不久被征入朝的。这些人大多出身于东汉以来的高门大族，本身又颇具社会声望，其中华歆就是被作为海内名士。大致说来，在许都建都政权初建的那一段时间，荀彧出任尚书令，全面主持人才的搜罗和安置工作，曹操首次大规模地征辟名士，是以他为中心而进行的；而荀彧进用人才，基本上是执行德行和才能并举的标准的，颇具务实精神。荀攸继荀彧为尚书令，也推贤进士，其地位和作用与荀彧大致相当，因此曹操评价说：“二蕈之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亡。”同样在选用人才建设政权方面起到过重要作用的还有陈群。
颖川士人之所以作为集团势力在曹操政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还由于他们之间的内在凝聚力。颖川士人内部习惯于互通婚姻，喜好朋党交接，这种风气也由来已久，东汉时期颖川的一流高门荀、钟、陈、李四个家族就是姻娅相连。颖川士人之间或以师友之谊相推许，或以宗师弟子之谊相过从，进入曹操政权的颖川士人秉承了这一传统，注重在政治上互相提携。
曹操的人力资源管理也是天下一流，无人能匹。他不仅尊重人才，而且对人才的激励也是理念先进手法高超。他奖励人才出手豪爽大气，土地粮食古玩宝物抓住什麽就奖励什麽，而他自己却又极为节俭。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十二月春二月，曹操东征管承后回到邺城，开始论功行赏，发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封功臣令》，令曰：“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于是大封功臣二十余人，皆为列侯，其余各以次受封，及复死事之孤，轻重各有差。
曹操的人才基础比与他争天下的任何豪强都基础深厚，但是他仍然不间断地孜孜以求。这使他的霸业无论在哪个时期的需要以及军事的或者地方行政治理的哪种类型的需要，都能够源源不绝。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发出了有时代意义的《求贤令》：
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冬，作铜雀台。
这篇《求贤令》提出的“惟才是举”人才甄选原则以及他高超的对各种人才的驾御以及始终如一的用人原则，使他毫无争议地列入了中国历代帝王中罕见的人力资源大师的行列，除了东汉光武大帝刘秀与大唐太宗皇帝李世民之外，无人能与之匹！
令文从人才的重要性讲起，指出自古以来受命及中兴君主，哪有不得到贤人君子与其共治天下的呢？讲到现在天下未定，正是求贤之急时。
三、曹操的政治战略卓越地运用了中国两汉四百年确立和形成的国家核心理念与华夏族当时业已形成的主流意识形态，令刘备等霸业争夺者忘尘莫及，令袁绍等与曹操对垒者羞愧无比、汗颜难当！
本来袁绍所属的优异谋士沮绶比毛玠更早时间曾经劝说袁绍—
“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以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
而且袁绍也已经将要同意了“绍悦，将从之。”
但是袁绍耳根软加上多谋少断的个性，又令人惊讶地搁置了，搁置的原因是来源于品行不端的谋士郭图、以及三国演义中被曹操割去双耳的酒徒大将淳于琼的乌鸦嘴。他们聒噪说：—
“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
结果，非常受曹操器重和喜爱的沮授仰天长叹曰—
“今迎朝廷，至义也，又于时宜大计也，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也。夫权不失机，功在速捷，将军其图之！”绍弗能用。袁绍对于沮授的悲叹无动于衷！
为什麽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战略是英明的？而且有什麽样的作用呢？
曹操的主要谋士荀彧认为有三个方面的作用和影响：
“（原文）诚因此时，
■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
■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
■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
可见这项战略起到了—
“得民心、服俊杰、致英俊”的三个极有价值的作用。
因为曹操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地位，所以诸葛亮说曹操占有“天时”！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统观念”，现代学者贺昌群在一篇《英雄与名士》的文章中分析说：
“两汉四百年的统一局面，君权更扩大了，再经过光武帝的提倡儒术，尚崇气节，深深地植下了汉帝国的一个坚强的君臣名分观念，这个观念使东汉中以后百余年间乱而不忘，三国的前期，群雄……无不想以帝制自为，而终于不敢建国称号，“窃取名器”，就因为碍于这个名分观念”。
曹操在成功地实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不久，就发出了著名的“求贤令”。这个“求贤令”这时对于天下士人的影响是除曹操之外别人都无法体会的。
“求贤令”在江东宾客士人中的影响巨大。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建安之初，北方渐趋稳定，曹操曾有招贤之举，对江东宾客动向有很大影响。《后汉书·迩衡传》：“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这正是孙策平辑江东之时。
比如《三国志·魏书·徐奕传》；《三国志·魏书·王朗传》；《三国志·魏书·徐宣传》；《三国志·魏书·陈矫传》传主的这几个名士，就都是辞孙策之命，而北归被曹操辟为司空掾属的。人才的争夺战曹操是占有很大优势的。
五、曹操战胜众豪强取得争霸战胜利的最后一个原因是曹操的“创业融资”，也就是军资粮草问题的完美解决。
打仗打的是钱粮，这是中国古代十大兵书中都曾提到的重要战略或者军事思想。曹操以前的另一个争霸天下最终辉煌成功的东汉光武帝刘秀正是因为吸纳了河北、南阳、关陇、颖川四个地区的士人地主集团为创业股东解决了军资问题才最终战胜那些没文化的、根本不懂战略为何物的绿林、赤眉、铜马等几十支农民起义军的（不是我贬低农民起义，而是历史有定律，农民起义就从来没有成功过，或者根本就不可能成功！）；后来明朝末年的农民战争的领导者李自成就是因为无法解决军资钱粮问题，不得不依靠对地主阶级的“拷掠”才落下个“志在子女财帛”的品牌名声，才得罪了天下士人地主，最终顺理成章地失败的；
创造性地解决军资钱粮问题的措施是曹操前所未有地大规模实行了“屯田制度”汉武帝在西域也实行过屯田，不过规模较小）。
替曹操主持屯田制是主要是枣祗、于峻以及大将邓艾。
“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
“是时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颖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于许下，得谷百万斛，郡国列置田官，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兼满。”
你看看，屯田只有几年，便有了“仓廪兼满”的效果。
史称，曹操屯田，“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后来曹操打败袁绍，追思枣祗之功，下令褒奖。由于枣祗已死，曹操封其子枣处中。
公元213年，曹操在淮河两岸地区，推广军屯，规模更大，生产效率也比民屯高。邓艾守淮南，用五万士兵在淮河两岸屯田，淮北四万，淮南三万，十二分休，即20%的人轮休守卫，四万人经常耕植，每年生产五百万斛军粮，六、七年间，在淮上积粮达三千斛。可供十万人五年之食。—《三国志•；邓艾传》
屯田成为曹操创业集团有组织的行动。见于记载的有郑浑：
“太祖征汉中，以浑为京兆尹。浑以百姓新集，为制迁移之法，使兼复者与单轻者相伍温信者与孤老为比，勤稼穑，明禁令，以发奸者。由是民安于农，而盗贼止息。及大军入汉中，运转军粮为最。又遣民田汉中，无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复入为丞相掾。文帝即位，为侍御史，加驸马都尉，迁阳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湿，患水涝，百姓饥乏。浑于萧、相二县界，兴陂遏，开稻田。郡人皆以为不便。浑曰：“地势洿（WU）下，宜溉灌，终有鱼稻经久之利，此丰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兴立功夫，一冬间俱成。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民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
曹操屯田制度有几个特点——
第一，曹魏屯田的分布地区是相当宽广的，总的来说，西至凉州，东至海滨，南尽江淮，北达幽蓟，凡曹魏政权统治区域内，大致均有屯田。第二，曹魏屯田制中的军屯与民屯两种类型，虽然同时创建和长期并存，但二者也存在一个比重与发展阶段的明显变化。
著名史学家王仲荦（LUO）先生，在其《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上册注文中，列举了曹魏屯田分布的二十多个地区，包括颖川、洛阳、原武、弘农、荥阳、宜阳、河东、河内、野王、汲郡、襄城、汝南宋县、梁国、谯国、南阳、魏郡、钜鹿列人、阳平、顿丘、上党、上邽（GUI）勺陂、皖城等二十三个屯田区。
今人乌廷玉先生《中国历代土地制度史纲》一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中，表列了曹魏屯田的分布地区，计有许下、沛国、勺陂、茹陂、上党、皖、淮南、扶风、颖川、弘农、新野、梁都、谯郡、南皮、南阳、广平、京兆府、河内野王、魏郡、襄城、习语高昌、河内、许昌、睢阳、洛阳、河东、上邽、长安、汲县、凉州、淮北、陇右、襄阳、宜阳、原武、荥阳、邺、青州、徐州、陈郡、汝南等四十二个地区。
尝到“屯田制”甜头的曹操，四面开花，到处屯田，形成了蔚为大观的景象，从而也就规模和制度的完善上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屯田之最。
1。兴平元、二年间由曹操、枣只等人主持的济阴郡与东郡东阿一带的军民屯田；
2。兴平元、二年间由夏侯惇主持的陈留郡\济阴郡军民屯田；
3。建安元年任峻主持的许下屯田；
4。建安四年左右由袁涣主持的沛国一带民屯；
5。建安五年之后与建安十三年之前刘馥主持的扬州合肥屯田；
6。建安十年左右弁揖主持的东郡濮阳民屯；
7。建安与正始之间时苗主持的淮南民屯；
8。建安十四年七月的扬州寿春民屯；
9。建安年间仓慈主持的淮南民屯；
10。建安年间冀州阳平郡之阳平、顿丘地区的民屯；
11。建安十八年梁习主持的并州上党地区民屯；
12。建安十九年前谢奇主持的蕲（QI）春、皖城民屯；
13。建安十九年前的弘农民屯，随后孟康、傅玄先后主持的弘农民屯；
14。建安二十年前的扶风、陈仓屯田；
15。建安二十三年前建置，先后由严匡、徐邈、裴潜主持的颖川民屯；
第三，民屯及军屯所在地区，大体都是水利条件好的地区。淯水、河水、济水、淇水、淮水、汉水等流经之地，大抵均有屯田；第四，随着灌溉农田的陂、塘、渠、堰的兴建而来的，是既扩大了耕地面积，又为在北方种植水稻创造了条件，以致有水利条件的屯田，大都是水稻田，于是整个北方掀起了一个种植水稻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高潮；
15。建安二十四年前的汉川民屯；
17。建安末年的南皮或襄城屯田；
18。黄初年间黄朗主持的襄城民屯；
19。黄初年间裴潜主持的魏郡民屯；
20。黄初年间卢毓主持的梁、谯二郡民屯；
21。黄初年间卢毓主持的睢阳民屯；
22。黄初年间司马孚主持的河内民屯；
23。黄初初年赵俨主持的河东民屯；
24。黄初年间王昶主持的洛阳民屯，随后青龙年间、正始年间和魏末先后由毌（GUAN）丘俭、司马昭、司马望、侯史光等人主持的洛阳民屯；
25。太和五年司马懿主持的上邽军屯，正元年间邓艾亦于此屯田；
26。太和年间刘龟主持的宜阳民屯；
27。太和年间之前小平、曲沃的民屯；
28。太和年间与青龙年间由张列等人先后主持的长安民屯；
29。正始年间邓艾主持的淮南、淮北军屯，嘉平、正光及甘露年间先后由毌（GUAN）丘俭、诸葛诞等人主持的淮南、淮北军、民屯；
30。正始年间王昶主持的南阳宛县及新野军屯；
第五，还可以看出曹魏屯田的重点地区，除了对吴、蜀用兵的缘边地带外，还有中原地区的许昌、颖川、邺城、汲郡、洛阳、长安、弘农、原武、荥阳、河内等地。特别是洛阳，前后在这里作过典农中郎将的不乏其人，而且这里的屯田的管理与控制，为司马氏家族所格外关注。第六，曹魏推行屯田制的鼎盛时期，是在曹丕代汉之后。
31。正始年间由毛曾、李胜主持的原武民屯及主持者不明之荥阳民屯，魏末由司马洪主持的原武民屯；
32。正始年间石苞主持的邺城民屯；
33。正始年间邓艾主持的青州广陵郡安平屯田；
34。正始\嘉平年间先后由胡质主持的宜城军屯及青州\徐州军屯；
35。嘉平年间与魏末刘靖主持的蓟北军屯；
37。正元年间与甘露年间邓艾主持的陇右军屯；
38。王弘直\孟荆州主持的列人民屯；
39。魏时青州广陵郡海西、淮浦的民屯；
40。魏时南阳郡淯阳的民屯；
41。正元年间安平丰郡之安丰的民屯；
42。魏时凉州境内的民屯。
43。魏时汝南郡之西平的屯田。
曹操以《屯田令》使屯田制度化、法律化——
—《屯田令》—
“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
以后，曹丕篡汉建立了魏国以及司马氏篡魏建立晋（史称“西晋”）以后很久，屯田制才逐步废止，结束了其支撑曹魏集团创业、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