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8年起，八路军和新四军相继进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等省平原地带建立根据地。与山区作战相比，平原作战的难度显然大得多，面对依托公路快速出击的日伪军，我军该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许多人一开始心存疑虑，但毛泽东在1938年《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明确指出：“平地较之山地当然差些，然而决不是不能发展游击战争，也不是不能建立任何的根据地。”通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中国军民创造出一系列平原作战样式，尤其平原伏击战更是打得有声有色。
巧用地貌出其不意
平原作战与山地作战的最大区别在于缺乏地理障碍作为依托，日军的机动力和火力优势能得到充分发挥，而我军的隐蔽变得比较困难，新四军名将彭雪枫提出：“从地形上说，虽然平原没有大山以躲藏之利，却有像山一样的作为隐蔽活动的森林、村庄、沟溪、芦苇、禾苗、青纱帐、起伏地。”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徐向前也在总结反“扫荡”作战经验时指出：“(冀南平原)夏季有青纱帐，敌人的快速部队不易活动;冀南多枣、梨、杏等果木树，加上大面积的高粱、玉米等高秆作物，利我到处隐蔽，伏击敌人。”
1939年2月，八路军第386旅利用日军受袭后必报复的规律，选择在冀南平原的香城固设伏。香城固实际是带状沙河故道，洼地四周长满红柳和野枣树，洼地以西靠近张家庄处是一道由西南伸向东北的大沙岗，长约1500米，高有几米。香城固东北1.5千米处是庄头村，与张家庄遥遥相对，构成天然的钳形防御阵地，把地势倾斜的洼地夹在当中。另外，此地距日军占据的威县仅有10余千米，八路军敢在敌人家门口布阵，这是敌人预想不到的。
2月8日至9日，八路军派出小部队袭击曲周、威县等地，2月10日上午，驻威县日军第10师团第40联队补充大队一部和安田步兵加强中队，分乘9辆汽车出城“扫荡”，八路军且战且走，于12时诱敌进入香城固地区。日军遭到八路军密集围攻，由于身处洼地最低处，加之车辆陷在泥沼软土里动弹不得，日军无法发挥火力和机动力的优势，结果200余人被击毙，8人被俘，八路军仅伤亡50人。
除了利用现有地貌，敌后武装还发动群众改造地形地貌。1939年1月20日，驻山东盐山的日军派出一个中队(200余人)前往旧县镇设置据点，八路军冀鲁边挺进纵队决心在韩集村打伏击。韩集位于盐山至旧县镇公路东侧，北距盐山15千米，南距旧县镇5千米，该村院深墙高，村外又有土围子，它的周围还有马杯家、韩沙洲等几个村庄和一片树林，易于隐蔽。担任主攻的八路军第7团赶到韩集后，连以上干部连夜察看地形，决定将公路南头拦腰挖断，在公路东西两侧和南头三面构筑工事，等日军一进伏击圈就收拢口袋，来个“关门打狗”。
于是，部队和当地群众连夜挖沟，修筑工事，利用寨墙和天然道沟构成一道道火力网，同时还在公路两旁挖了许多有深有浅的坑。21日上午，日军钻进伏击圈，八路军立即开火，头一天挖好的坑收到奇效，日军因为在公路上无处藏身，纷纷往坑里跳，有些坑里事先安放了地雷，敌人跳进去就上不来了，另一些坑虽然没有地雷，可是挖得很浅，敌人跳下去伏在坑沿还击，就把半个身子露在外头，正好暴露于我军枪口之下。战至傍晚，日军几乎被全歼。
精细策划精确打击
由于平原地区交通便利，日军遭袭时无论逃跑还是增援都比山地来得快捷，因此平原伏击更讲究精细策划和精确打击，张震上将总结抗战平原游击斗争时曾写道：“组织战役时，不但要注意敌我对比，地形条件，更需要注意计算时间(接敌时间、战斗时间、援敌到达时间)。”
1938年5月，新四军第4支队第9团进入安徽巢县银屏山区，从当地百姓处得知日军经常来“清乡”，蒋家河口是他们经常出没的地方。该河口位于巢县东南5千米，那里杂草丛生，芦苇茂密，新四军决定在此设伏待敌。战斗前夕，新四军侦察员化装到日军据点附近侦察，掌握敌人活动规律。5月11日下午，第9团抽调团侦察队和第2营第4连、第6连一个排，秘密潜入蒋家河口。12日8时许，日军乘两艘汽艇向蒋家河口驶来，当汽艇靠岸之际，新四军展开集火射击，仅仅20分钟内，艇上的20多名日军全被打死，而新四军无一伤亡。
1938年10月，为了切断驻安庆和桐城日军的联系，新四军选定两地公路中段的铁铺岭进行伏击。铁铺岭说是“岭”，倒不如说是平原，地形缺乏起伏，能埋伏部队的空间有限，因此新四军只安排了两个排又三个班的兵力参战，而且明确规定：敌车队规模太大不打，单车也不打，专打十辆以内的小型车队，以求速战速决。新四军还专门安排了瞭望哨，规定信号：鸣一枪表示可打，挥动白手巾则表示不打并撤退。17日上午9时，日军200多辆汽车开过铁铺岭，伏击部队根据信号迅速隐蔽转移。当车队远去后，我军重新进入伏击阵地。11时许，日军3辆汽车驶来，新四军果断出击，仅用半小时即全歼敌人，并于12时撤出战场。几十分钟后，日军派出5辆装甲车来到战场，却一无所获，只能漫无目的地开枪泄愤。此战，新四军击毙日军29名，自身仅伤亡5人。
真真假假虚实结合
遭到多次打击后，日军也变得谨慎起来，对可能遭袭的时间和位置加以注意，有时甚至企图反咬我军一口。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抗日军民总能识破诡计，用更高超的策略消灭敌人。
1939年1月，驻山东东光的日军藤井联队派兵前往灯明寺修建据点，八路军连续出击三次，挫败日军企图。在第三次出击中，八路军夜袭日军占据的村寨，接近拂晓时准备撤退，日军却故意在寨子里焚烧民房，屠杀村民，试图引诱八路军回村，趁机背后偷袭。八路军索性来个将计就计，一部分人回村救火，另有一连人马埋伏在村外，等待时机攻敌背后。日军以为八路军中计，便兵分两路围住进村救火的八路军，可没想到自己背后却杀出一大队八路军，结果很快败下阵来。
1942年4月，日伪军侵占江苏海门县的悦来镇和三阳镇，日军急于向启东县推进，便强拉民夫赶修海启公路。由于弹药不足，新四军直接攻击日军据点比较困难，于是新四军第7团团长严昌荣制订了“引蛇出洞”的计策。自那以后，第7团始终与日军据点警备队形成对峙，双方驻地仅隔数千米，第7团每天出操上课，日军以为新四军缺乏攻坚能力，不把对方放在眼里，渐渐地开始熟视无睹。与此同时，第7团老是派出小分队去破坏日军修路工作，让日军十分头疼。
6月3日上午8时，三阳镇据点的160余名日伪军押着大批民夫去修路。新四军侦察员伪装成农民在田间“劳动”，日军立即前来抓人，“农民”向北奔跑，把日军引入伏击圈，数名日军被打倒。紧接着，听到枪声的修路民工一哄而散，日伪军也管不了这些，赶紧集中兵力沿路基周围进行搜索，却掉进新四军设置的“大口袋”。经过半小时战斗，日伪军被全歼，我军还缴获一门九二式步兵炮。
发动群众全民抗战
中共抗日武装之所以能在平原站住脚跟，一大法宝就是群众路线。徐向前在1938年所著的《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文章中写道：“游击队活动的依托，一方面是地形上的便利条件，如山地森林等等;另一方面是与广大人民的结合。游击队要自己能巩固和发展，并进行机敏的灵活的动作，其主要条件是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与帮助。……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
正是依靠自发行动起来的人民，八路军、新四军才有了最坚实的基础和后盾，吕正操总结冀中游击战经验时说：“……冀中政权自村至专署皆依靠群众游击队来掩护支持，县有游击大队，区设中队，村有游击小组……游击队单独作战，经常打击敌据点伸出之少数部队，游击小组则打敌人的零星部队，给敌人的活动一个很大的限制，同时维护了抗日政权……冀中的自卫队，除站岗、放哨外，还担任通讯、担架、送给养、送弹药、破路、打狗，是男女都参加的。其次，除奸组织各地皆有，自卫队设有秘密岗哨及武装岗哨。再其次，生产有代耕、助耕，由群众团体发动。”
1944年8月21日，新四军浦东支队的3个主力中队驻扎在江苏省南汇县(今属上海)朱家店以南的几个村里，侦察员获悉周浦镇据点的日军要到六灶、新场“清乡”。接获情报后，支队长朱亚民决定打个伏击战，地点选在日军必经的朱家店。朱家店位于六灶之南、五灶港北岸，此地有河塘与棉花田，能有效限制日军机动。此次“清乡”的日军是47人的小队，在翻译陪同下，日军于10时许抵达六灶，吃完饭后赶往新场。虽然是在自己控制区腹地行军，日军仍不敢大意，派出3名尖兵在本队前方20多米探路。事先布置在路边田地里的群众发挥了欺敌作用，他们面对日军毫不慌乱，让日军放松了警惕。日军穿过朱家店镇，走过五灶港石桥后，全部进入我军伏击圈，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战斗里，我军歼灭日军34名。此战中，我军良好的群众工作不但体现在“演戏”的群众身上，连日军必经之地的伪区长、镇长都被新四军争取，他们不仅及时提供情报，还在中午设宴拖住日军，为我军设伏争取了时间。
而发生在1945年的三垛河伏击战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4月20日，盘踞宝应县的日伪军要调往周庄，新四军决定在途中将其歼灭。经过调查，新四军决定在三垛镇以东、北澄子河边新庄到野徐庄的狭长平原地带组织伏击。4月27日拂晓，新四军秘密开进阵地，伏击地周围的老百姓听说新四军来打鬼子，不仅热情地招待子弟兵，并保证不走漏风声，民兵们还布置了秘密警戒哨，帮助封锁消息。为了迷惑日伪军，沿河商店照常营业，河上船只通行无阻，表面上风平浪静。28日15时许，一无所知的日伪军浩浩荡荡地进入伏击圈，随后的战斗便毫无悬念了，1800多名日伪军被报销，伪军团长马佑铭当了俘虏。
就以往而言，平原并不适合开展游击战争，更不要说在平原组织较大规模的伏击战了。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却改写了这一历史，依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和充分发动群众所形成的“人海”，八路军和新四军用一场场平原伏击战的胜利，让广大民众看到了抗战胜利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