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国平(1906年一1941年)，湖南宝庆(今邵阳)人。原名袁幻成，又名袁裕，字醉涵，笔名最寒。袁国平同志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的高级指挥员、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他在短暂而光辉的一生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和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建立了卓著功勋，为我军政治工作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另有南岳衡山楹联家与之同名。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风云激荡，无数仁人志士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抛头颅、洒热血，树立了一座座巍峨的英雄丰碑。袁国平同志就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
袁国平同志早年就投入救国救民的革命洪流之中。
1906年5月26日，他出生于湖南省邵东县袁家台村一个贫苦的手艺人家庭。
1922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徐特立、田汉等进步教师的影响，积极参加爱国进步的学生运动，被推举为湖南省学联执行委员。
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10月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政治科，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积极参加“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同国民党右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6年7月，随军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左翼宣传队第4队队长，第11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亲历了汀泗桥、贺胜桥和攻克武昌城战役，以及讨伐夏斗寅叛乱的战斗。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袁国平同志为红军的发展壮大作出突出贡献。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先后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在广东花县[1] 积极参与组织将起义军余部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师，先后任师参谋长、党委书记、党代表。
1928年1月，率部转移到海丰，参与领导创建东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东江根据地失陷后，奉命经香港转赴上海工作。
1929年，被派往湘鄂赣根据地，先后任中共湘鄂赣特委委员兼任宣传部部长、红五军代政委、红五军政治部主任等职 ，参与领导湘鄂赣边区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1929年6月任工农红军第5军政治部主任。
1930年6月任红3军团政治部主任，后兼红8军政治委员。7月参与指挥长沙战役。协助彭德怀等率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后，带领军团政治部在长沙城内采取各种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方针政策，使广大市民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较全面的正确了解。同时，还亲自撰写了《怎样巩固湖南的苏维埃政权》和《扩大红军》两篇文章，在《红军日报》上发表，为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为工农武装的建立和壮大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同年8月，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同时兼红八军政委、政治部主任等职。作为红3军团前委的代表前往红1军团联络，对红1、红3军团合并组成红一方面军起了积极作用。此后，他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同志直接领导下转战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代理主任、党务委员会书记，红军东方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参与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的政治领导，以及同公开宣布抗日反蒋的国民党军第19路军的谈判。曾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长征期间，他先后担任红3军团(后改称红3军)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代主任等职，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策和指示，坚定不移地维护遵义会议后实际形成的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发挥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参加率领所属部队战胜敌军的围追堵截，越过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历尽艰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11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政治部主任。之后，他奉命参与创办红军学校，先后担任西北红军大学政治委员，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兼第3科(后称附属步兵学校，又称教导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2校政治委员、校长兼政治委员等职，为红军培养了大批干部。
抗日战争时期，袁国平同志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全国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任中共陇东特委书记兼八路军驻陇办事处主任。在陇东地区极力宣传中共的团结抗日主张，并亲自赴国民党军营地宣传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使陇东地区的抗日统战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1938年3月，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是新四军领导成员之一。3月18日，毛泽东向新四军主要负责人项英介绍说：“袁政治开展，经验亦多，能担负独立工作。” 4月26日，他到达皖南歙县岩寺新四军军部，当日即向新四军第1、第2、第3支队排以上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新四军今后任务的指示。6月17日至19日，主持召开了新四军第一届政治工作会议，确定了新四军政治工作的基本方针，指明了领导方式与工作方式。会后，用两个月时间，到南京、江宁、镇江、丹阳、芜湖一带敌后战场视察，到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在当时“亡国论”盛行的形势下，他深信“中国抗战前途很好，最后定可战胜日本”。
1939年2月7日至17日，主持召开新四军第二届政治工作会议，作了题为《新四军一年来政治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会后，根据红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抗日统一战线环境，主持起草了《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4月颁布实行，使新四军政治工作更加系统化、条例化和制度化。2月15日，在《抗敌》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江南敌后游击战争中的军队政治工作》一文，根据在江南敌后作战8个月的经验，论述了新的条件下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政治工作需要完成的任务。同年12月2日，在新四军政治部召开的宣传教 育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过去宣教工作的总结及今后宣教工作的任务》的报告，指出：“建军必须建人，建人必须建脑”。 “要把党的政治主张变成一件实际的物质力量”，“变成人民自己的主张”。“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只有一个，即理论和实践的一 致。”他对新四军政治工作提出了很多好的主张，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贡献。 他协助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高擎我党我军抗日救国的旗帜，组织部队向苏南、皖中、皖东敌后挺进，开展大江南北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共同抗日。他协助项英同志负责部队政治工作，是新四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开拓者和领导人。为将初创的新四军部队锻造成为一支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铁军、华中抗战的先锋，他大力加强新四军政治工作建设，建立健全各级政治机关，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注重培养和锻炼干部，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使新四军政治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
1941年1月13日，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多人在奉命北移时遭到国民党军队重兵包围。军长叶挺冒死请命被顾祝同扣押，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被叛徒暗害。在万分危急之际，袁国平挺身而出，指挥被打散的一部分部队继续突围北撤。激战中，他身中数弹，一头从山坡上栽到沟底的草丛中。当日晚上八九点钟时候，军部卫士连副连长李甫带领100余人突围至离军部六七里远的周家山洼时，突然发现一个血肉模糊的人躺在那里。俯下身去仔细一看，才看清是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大家立即围上去，连声喊着：“袁主任，袁主任!”
袁国平慢慢地睁开了眼睛，有气无力地说：“你们走你们的，赶快突围出去，不要管我了。”
战士说什么也不肯丢下自己的首长，他们借着探照灯的光亮迅速查看了袁国平的伤势，发现他全身四处中弹，其中一颗子弹穿透左胸，浑身血糊糊的。李甫立即组织几位身强力壮的战士轮流背着袁国平继续突围。大家趁着夜色在山林中摸索着前进，1月15日凌晨才赶到章家渡。章家渡水深齐胸，河面较宽，无从找船，几个人将袁国平抬在肩上涉水过河，走到水深的地方就举在头顶上。不幸的是，部队在过河时被敌人发觉，密集的子弹扫过来，许多同志牺牲了。袁国平也几次掉进水里，又一次次被战士们从水里捞起，顶起来继续前进。这样折腾了好几次，二三百米宽的章家渡用了40多分钟才渡过，100余名战士过了河只剩下三四十人了。
过了河，大家在章家渡下游的一个庙门口稍事休息。战士们围着昏迷过去的袁国平，一声声地呼唤着：“袁主任——袁主任——”过了好一阵子，袁国平慢慢地睁开眼睛，挣扎着用微弱的声音讲了最后几句话：“你们走你们的……赶快突围……不要……管……我了……，向……组织上……替我……汇……报……”
战士们感到揪心的难过，不忍心抛下敬爱的首长而去。袁国平了解自己的战士，为了不拖累部队行动，为了部属们能够轻装突围，趁大家不注意时，他从口袋里摸出手枪，向自己的头部扣动了扳机……
袁国平，这位不足35岁的新四军高级将领，将宝贵的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实现了“如果有100发子弹，要用99发射向敌人，最后一发留给自己，决不做俘虏”的诺言。
袁国平牺牲时年仅35岁。遗骸于1955年6月19日移葬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