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俱乐部”时期的公开言论产生了影响，实务家因了这思想基础便要诉诸于行动。陶希圣当日不但主和，而且主张“战与和”可以并行不悖，谈判桌上是战场情势的延续，且战且和，“调停行动是双方取得战争利益或减低军民伤亡的手段，放弃调停则可能失去作战的最终目的。”
当日本后来修改“近卫第一次声明”，明确暗示排蒋之后，日方仍可与中方新的领袖进行和谈、诱降汪精卫之时，陶先生便冒险去见汪，最终发现自己落入了日本人吞并中国的巨大阴谋之中。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彼时去河内，真的是为了中日战事早日和平解决乎?抑或，真的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乎?以汪氏的性格，即便他成为国民政府最高统帅，也绝难做一个有成效的强人政治。很难说他有真正的信仰，且绝非坚刚不可夺志之人。
唐德刚先生在为《高陶事件始末》所作长序，看似延续了唐氏论史的诙谐风格，其实对汪派人士的“低调”进行了严厉批评。说他们“算盘打得太清楚”，自觉众睡独醒，考虑周详，不知处乱世，当大事，往往都是乘势而为之的道理。全民抗战那股拼命的精神，便是支撑民族打赢这场战争的“势”，抗战八年，说穿了就靠这股气维持下去的;并且把胡适的“低调”同其做了区别。
唐先生说，胡适那时对战局的悲观，原不下于汪派的低调人士。但是胡适自己盱衡全局，却觉得“战难和亦不易”，所以强调要“苦撑待变”。后来美国参战，战局起了根本的扭转，充分映证了胡博士的判断。
唐先生的批评虽然严厉，但现在看来确实见史家的眼光。我们不要忘记胡博士也是一位阅尽沧桑的史家，如果把他当年的“低调”看作一种“超然的理性”，那么汪派人士的低调及其后来的言行，就是一种“绝对的理性”的后果。绝对的理性往往执拗于自己的判断，根本怀疑信念的力量能翻江倒海、逆转历史的进程。在抗战这种“处乱世，当大事”的非常时刻，就会导致可怕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