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在这段时间内发生了很多历史的秘闻。今天，我们来说的是顺治与多尔衮的秘闻！
顺治元年四月三十日，在武英殿举行过登极大典的李自成带着一颗惆怅的心离开了这座他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北京。他的身后，踌躇满志的多尔衮杀将了进来。多尔衮相信，他才是这座城市的主人。
年方七岁的顺治帝福临就是在这样的时刻被带到北京的。他站在了这座城市里，站在了皇宫面前。毫无疑问，他被震撼了。紫禁城以它的威严和宏伟传达了汉文化的先进和傲慢。不错，它最精华的部分皇极殿在战火中是被焚毁了，可这座皇宫的气质还在。顺治帝福临置身其间，先在行殿换上了皇帝礼服，然后由百官做先导，从永定门经正阳门、大明门、承天门进入皇宫武英殿，正式举行登极大典。
应该说这是大清王朝的第一次，此后的差不多270年时间里，这样的仪式重复了十多次。必须说明一点，这是个山寨版的登极大典，是由原崇祯朝的礼部官员仿照明代皇帝登极礼而制定的。在这个意义上，大清虽然在军事上征服了大明，可在文化层面上，它却不可能征服。作为游牧民族，大清国连皇帝的称谓都没有，何来登极大典之类的礼仪呢？所以在文明的交锋中，汉文化毫无疑问显示了它的锋利和有容乃大。
当然，年方七岁的顺治帝福临不可能明白这些形而上的问题，他甚至不识字。于是接下来，问题出现了，皇帝要启蒙，要读书写字，是学满文好还是学汉文好呢？
多尔衮对这个问题显得漫不经心。他真实的想法也许是不学为好——作为一个利益冲突者，多尔衮显然不愿意这个小皇帝有所作为。但其实他自己已经被高度汉化了——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颠覆或者说覆盖，有时是不由分说的。在进京第六天时，多尔衮就作出了这样一个指示：“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不仅如此，多尔衮还对汉族人才表达了求贤若渴的意思。他接下来的一道命令是这样的：“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其避贼回籍，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一时间，很多摇摆不定的旧明官员选择了为新王朝服务。多尔衮的政府继续保留了大部分明朝的职官和施政措施及施政理念，他甚至允许官员穿戴明朝服饰。汉文化、汉人思维在大清王朝不仅继续存在，还得以发扬光大了。在这一点上，多尔衮显然没有成见。
可唯独对顺治帝福临，多尔衮不愿意汉化他。尽管时任大学士的冯铨、洪承畴以及都察院承政满达海等汉满官员都几次建议多尔衮要及早为福临请帝师，特别是汉文老师，但多尔衮却置之不理。汉文明对福临来说是被人为地屏蔽了，以至于他14岁亲政后，竟然看不懂大臣们上的汉文奏章。由此，顺治皇帝福临产生了一种焦虑——这是文化的焦虑，也是文明阻隔所带来的焦虑。在满汉文明的夹缝中，这个叫福临的少年找不到出口，更看不到那一片奇异的风景。
至此，学习就成了顺治帝福临抵达汉文明的原动力。在接下来的九年时间里，少年皇帝福临成了一个爱学习的孩子，他通读了《春秋》、《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汉文化的经典著作，并渐渐有了汉人思维。比如有一次他看《明孝宗实录》，就学以致用，召用了尚书梁清标等人进宫做自己的政治顾问。
当然，一个人的进步很多时候是微不足道的，重要的是整个国家要与时俱进。顺治皇帝明白，制度比人更重要。在对汉文明的吸纳过程中，顺治发现科举制真是个好东西。天下人才，尽在一张纸中。由此，在顺治朝，翰林院中有许多新进之士都是他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此外，顺治十七年，顺治还将翻译成满文的《三国志》分发给满族高级干部们阅读，以从中汲取汉文明的智慧。
在这一年里，顺治还作出了一个重大调整：统一满汉文武官员的年薪。在此之前，同品级的满汉官员年薪并不一致，满族官员的要来得高。顺治此举可以说是在经济行为上向汉文明致敬。尊重，有时是要物化和量化的。
顺治的狠是“阴狠”，他的政治手腕在这一年体现得淋漓尽致。
虽然多尔衮猝死，可他的势力并没有猝死。追随多尔衮的强权人物罗什、鳌拜、额克苏等不认为顺治有翻天的可能。对顺治来说，力量依旧是不对等的。多尔衮死后八天，遗体被运回京城。顺治带领文武百官一身孝服，在东直门外五里地跪迎。顺治不仅亲自主持了追悼会，还向多尔衮的灵柩行三跪大礼，同时哭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令罗什、鳌拜、额克苏等人心下大安，觉得大清的天还是多尔衮的天。人走了，茶没凉，他们的前途还在。
当然，为了把功课做扎实，罗什、鳌拜、额克苏等人逼着顺治做了两件事。第一，以皇帝的规格安葬多尔衮；第二，追授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顺治不仅照单全收，做了这两件事，他甚至还追封多尔衮的元妃为“义皇后”，将夫妇一同升衬太庙祭享，即视同一位真正的皇帝。这一切让罗什们感觉这个小皇帝不是一般的乖，那是相当的乖。
应该说，济尔哈朗的行动是有群众基础的，因为当年帝位之争时，反对过多尔衮的两黄旗大臣被打击报复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批。积怨终于在压抑多年后爆发了。这些重新扬眉吐气的人对多尔衮极为愤恨，纷纷开始摆事实讲道理，揭发多尔衮意图篡位夺权的险恶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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