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秋天，从边塞传来警报，北方草原的匈奴人入侵汉朝在山西的诸侯国——韩国（汉初韩国的位置与战国时的韩国不同），已经将韩国的都城——马邑团团包围。
韩王信急忙向中央发出求救信号，同时为了拖延匈奴攻势，派遣使者与匈奴谈判。没有想到韩王信的这个举动，被中央误读为叛国企图，刘邦派出使者，严厉责备韩王信。韩王信陷入内外交困，九月，索性向匈奴投降。匈奴骑兵于是越过韩国，威胁晋阳。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农历辛丑牛年，边情紧急，刘邦在新年朝会之后，已经无心欢度节日，即刻部署对匈奴的战争。
这一次，刘邦决定御驾亲征。汉军前锋在今山西一带与韩国叛军及匈奴骑兵作战，韩国叛军及匈奴骑兵迅速溃败，向北退去，汉军紧追不舍。
这时已经进入隆冬，气候寒冷，接近三分之一的汉军士兵手指被冻掉。刘邦把指挥部设立在晋阳，派出特工人员，侦察匈奴实力。特工人员回来，报告说匈奴派来的只是些老弱残兵和瘦马，兵力微弱，不堪一击。刘邦心中狐疑，派遣刘敬，再去打探。
刘敬也是山东人，本姓娄，刘邦完成统一后，打算定都洛阳，与周朝媲美。娄敬见了汉高祖，坦率直言：“洛阳这个地方，地理位置在中原之中，但是这个地方的经济实际上已经被战乱摧毁，定都于此，利小弊大；不如关中地腴民富，且被山带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张良也支持娄敬的意见，刘邦经过慎重考虑，终于决策定都长安。为了表彰娄敬的建议，特赐娄敬姓刘。（汉朝赐姓很少见，大概是因为娄、刘本来就读音相近，所以刘邦有此灵感。）
但刘敬打探未归，刘邦等待不及，集结兵力，号称32万之多，向前线推进，途中遇到了风尘仆仆的刘敬。
刘敬说：“陛下去不得也。”
刘邦觉得奇怪：“是何道理？”
刘敬说：“两军相对，哪有无缘无故示弱的道理，匈奴人一定是诱兵之计！”
但是刘邦对刘敬的正确分析不但听不进去，反而暴跳如雷：“你个齐国佬，靠嘴皮子混了个官做，就把尾巴翘起来，在老子面前胡说八道，今天饶你不得！”下令把刘敬押到军法处，囚禁在广武，直到战争结束。
刘邦亲自带领先头部队，抵达平城（今山西大同）。匈奴的主力部队也到达此地，号称骑兵四十万，领兵之人物乃匈奴大单于栾提冒顿。
这个冒顿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杀老父、取东胡，用的都不是蛮力，而是智谋，显示出这个人绝非莽夫，而是草原一代枭雄，刘邦面对这样的对手却麻痹大意，难怪要吃亏。
果然对敌人情况不明、盲目轻视的刘邦登上平城附近的白登山，视察前线，这才发现匈奴实力不可小觑，但时已晚矣！
得知汉朝皇帝已经上山，匈奴骑兵四面而来，将白登山围困得水泄不通。刘邦站在高高的白登山上，欲哭无泪。这才是真正的大麻烦！
汉朝人有首歌谣是这样描述白登一役的：“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据说冒顿指挥骑兵四面围攻白登：西面的骑兵是清一色白马，东面是一色青马，北面是一色黑马，南面是一色红马，企图把汉军冲散。
结果，双方损失很大，一直相持不下。匈奴骑兵长于野战而短于攻坚，汉军步兵则擅长防御，因此刘邦虽然被包围，匈奴却不能围而歼之。
但在被困7天7夜之后，刘邦也不禁着急起来。这时候，陈平出了个主意，让刘邦成功突围了。
什么主意？《史记》说，“其计秘，世莫得闻”。
通常的说法是陈平找随军画家画了若干幅美人写真图，派特工秘密送到冒顿的阏氏那里说：“如果还不退兵，皇帝只好把这些美女送给冒顿单于，到时候，单于还会不会喜欢阏氏您呢……”
陈平还真是了解女人的心计，冒顿的老婆立刻吹起了枕边风：“大单于，你别把皇帝逼得太紧了，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冒顿蛮听老婆的话，下令解围一个角。正好天降大雾，刘邦从解围的一角悄悄溜出。回到平城，这时汉军主力也陆续抵达，匈奴兵团完全解围回国。
另一种解释是：冒顿和汉朝的一支叛军约定了联合行动，但是这支叛军放了冒顿鸽子，所以冒顿怀疑其中有阴谋。其实匈奴人作战，一直是快进快出，目的在于掳掠财物子女，并非攻城拔寨，持久战和攻坚战不是匈奴的风格，久攻不下，而汉朝主力将至，匈奴又何必执着呢？选择撤退，合情合理！
危机解决，刘邦想起了刘敬（娄敬），他还被关押着呢。刘邦特赦刘敬，向他道歉，给他增加封邑收入，显示出帝王领袖难得的宽宏风度。
刘邦上当的主要原因是骄傲，其实楚汉相争时，刘邦的军事才能有几许，已经得到充分检验。刘邦也清楚这一点，因此在军事上更多的依仗韩信、彭越等将领。但在即位为皇帝之后，刘邦的御驾亲征的次数反而却多了起来。作为内战的胜利者，刘邦大概真的认为自己天下无敌了！手中握着的权力越大，官印子越大，好像自信心也会越来越强，脾气也会越来越大。可是若是以为脑袋里的智慧也会水涨船高，呵呵，这就要跌跟斗了！人们常说的屁股决定脑袋，在这里也应验了。
如果换了韩信指挥这支军队，被骗上白登的可能性会不会降低？
问题是，韩信在哪里？
答案很简单，韩信已然在此前一年，被刘邦贬为淮阴侯，换而言之，他已经不是能带兵征战的大汉将领，而只是一个软禁中的“囚犯”而已——试问，刘邦如何敢把军队交给他，让他代替自己去抵御匈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