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之“日俘系列”（3—日军遇日俘）
日本战俘在抗日战争中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日本八路是更特殊的群体。
第一批日本八路产生于抗战第三年，尽管只有3个人，仍是破天荒的。1939年1月2日，在八路军前线司令部召开的庆祝元旦集会上，日俘前田光繁、小林武夫、冈田义雄三人突然上台，表示要当八路。总司令朱德当即走上台去与他们握手，表示欢迎，后来还邀请他们打篮球。
3名日俘参“反战同盟”的仪式（图注）
日本八路们干劲十足，于1939年11月创建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从最初不到10人，1945年发展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18个支部千余人。[1]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前田光繁还两次回到延安，2005年又专程到中国参加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前田光繁告诉中国记者，加入八路军，是他一生最英明的决定。
日俘对中国抗战的重要贡献，是在前线对日军展开心理战。日俘一方面熟悉日军内部情况，还有亲戚、朋友、同学、乡谊等老关系，另一方面了解日军的语言、风俗、习惯，在心理战场发挥了独特作用。朱德曾经说过：“日寇在华北最怕两样东西：一为日本反战同盟（由觉醒联盟发展而来），一为朝鲜青年抗日义勇队。”[2]抗战打到1939年5月，没有一个日军主动投诚[3]，但之后逐渐多了起来，除了日军开始下坡路外，日俘对日军的心理战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小林清是日本八路中名气较大、故事较多的一员。一次，他在山东随八路军五支队攻打日军一个据点。结果，日军小队长被打死——这是八路军的功劳，还有6个鬼子主动出来投降，这就是小林清的功劳了，因为这几个鬼子说他们是听了小林清的喊话才出来的。其实，战场喊话风险很大，如小林清的“同事”松野觉就在车桥战役中被爆头。
日军俘虏和八路军教导员（图注）
日本八路在战场喊话时，往往遇到一个十分纠结的问题——是否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喊话效果要想更好，自报家门当然有用。可麻烦的是，他们当俘虏的消息也很容易传回国内，累及家人。如反战日俘绿川英子嫁给中国人后，她在日本山梨县的家人就饱受歧视，其父曾一度有轻生的念头。因此，不是每个参与战场喊话的日本八路能做到“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新四军抓到的第一个俘虏香河正男就是化名。小林清则豁出去了，每次喊话都自报家门“我是第五混成旅团上等兵小林清”，所以他的喊话效果往往不错。当然，也因为这个，他的人头和许世友一起在日军悬赏之列。
小林清的贡献还不止这些。此人在老部队是机枪手，到八路军后就干个喊话的活，嫌不过瘾，要求干老本行。谁也不敢答应，最后还是许世友特批。一次，八路军机关被日军包围，小林清抱着熟悉的歪把子机枪掩护八路军突围，面对过去的战友、现在的侵略者毫不手软，最后自己胳膊也中弹负伤，表现十分英勇，完全对得起许世友的信任和期望。日军炮兵中尉山本一三向新四军投诚后也不甘落后，对新四军1师的练兵提出建议，得到师长粟裕首肯。[4]
小林清的表现很不错了，但还有比他更“抢眼”的。秋山良造的喊话功夫过人，在日军中的名气不比小林清差，以至日军被攻打时常问：“秋山君来了没有？”不过他们两个与九州大学艺术系毕业生太田延子相比，又差了一个档次，因为她是知性美女，喊话效果天然更佳。[5]表现最壮烈的日俘当属金野博，他1944年不幸被捕，严刑拷打之下仍坚称：“只要我不死，仍要回到八路军中去！” [6]这哪里还像鬼子，简直是革命志士。日俘宫川启吉完成改造后，被日军悬赏，价值一架飞机。1945年，宫川等人在根据地被围，他不愿被俘，开枪自尽，年仅27岁。2014年，民政部公布第一批抗战烈士名录，宫川名列其中，是唯一的日本人。
“反战同盟”成员在制作宣传品（图注）
日本八路在抗战期间牺牲36人（一说38人），中国没有忘记他们的贡献，在延安专门修建了纪念碑。他们的贡献，得到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充分肯定。朱德在中共七大上指出，在华日本士兵积极开展反战活动，给予中方“很大的极其有价值的帮助”[7]。
下集预告：抗战之“日俘系列”（4—日本怎样对待归国战俘？）
尾注：
[1] 《中共党史资料》（第18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第162页。
[2] 《解放日报》记者：《日本工农学校周年纪念，朱总司令讲话勉努力学习》，《解放日报》，1942年5月19日。
[3] 周小东：《轮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瓦解敌军作》，《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第111页。
[4] 新四军史料丛书：《回忆录》（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138页。
[5] 赖晨：《日本女大学生被新四军俘虏后》，《档案时空》，2014年第5期，第34页。
[6] 何立波：《抗战期间鲜为人知的延安战俘学校》，《湘潮》，2007年第11期，第44页。
[7] 《朱德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