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唐玄宗李隆基晚年的昏聩，内用佞臣李林甫、杨国忠，外用叛将安禄山、史思明，755年造成安史之乱，国家势力一溃千里，使得伊 斯兰势力进占西域，从而使中华文化近500年无法占领西域，才使得伊 斯 兰一统中亚、西域，造成今天的新疆各族都被伊 斯 兰化。
安史之乱后的西域历史
753年前后，正是唐朝经营西域的全盛时期，但是此后随着国内政局的的剧烈变化，唐朝在西域的势力也大大衰退，由高峰跌入了低谷。755年(天宝十四载)，唐朝国内爆发了有名的安史之乱，由唐朝蛮族将领安禄山、史思明率领的东北边疆叛军长驱南下，攻陷东、西两京，唐玄宗怆惶逃出长安，南下四川盆地。玄宗的儿子肃宗在灵武继位之后，调集西北边军勤王平叛，守卫西域的安西、北庭节度使属下的边兵也被大批调往内地。
据记载，756年(至德元载)有三支西域唐军被调回内地，其中李嗣业、段秀实率精兵五千，“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率兵七千，马磷精兵三千，三支军队共一万五千人返回凤翔，参加了收复长安的战争，以后在此基础上组成了战斗力很强的镇西北庭行营。(见《新唐书》各人传记)
除了西域边兵之外，唐朝还征发了西域各国本地的军队帮助平叛。《资治通鉴》卷218记载，756年肃宗在征发拔汗那兵马的同时，又使拔汗那“转谕城郭诸国，许以厚赏，使从安西兵入援。“明确见于记载的有于阗王尉迟胜率领的本国兵马五千(《旧唐书·尉迟胜传》)。另外与拔汗那一起发兵的还有大食等国。最晚到 757年(至德二年)正月以前，他们就已经行进到了河西地区(《资治通鉴·卷219》)。到了758年(乾元元年)秋天，吐火罗叶护乌那多与西域九国首领来朝，请求“助国讨贼“，肃宗派他们赴朔方行营效力[《册府元龟》卷973 《肋国讨伐》，参见《新唐书·吐火罗传》]。西域边兵大批内调，对平定安史之乱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却大大削弱了唐朝在西域的势力。
这时西域的外部威胁主要是大食和吐蕃，西域防御能力的衰退，给他们提供了入侵的时机。但是大食势力并没有趁机东进，而是派兵助唐叛乱，这说明大食从一开始就无意(或无力)进入葱岭以东的地区。对吐蕃而言，这时唐朝不仅仅是撤回了安西、北庭的边兵，而且也调回了陇右、河西防备吐蕃的军队，入侵陇右、河西要比进 攻西城便捷得多，也有利得多，于是吐蕃大举进 攻河西。在这种形势之下，西域反而得以保全，孤军坚守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
到763 年(广德元年)时，吐蕃军队已经尽陷兰、廓、河、都、洮、岷、秦、成、渭等州，占领了河西、陇右的大部分地区(《资治通鉴·卷223》)。此后西域守军与内地的联系断绝，但仍然奉唐正朔，坚守西域(吐鲁番出土的《高耀墓志》(发掘简报见《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有广德四年(相当766年)年号。实际上广德只有两年(763-764年)，765年代宗改元永泰(765-766年)。墓志仍然沿用广德年号，说明在765年以前就己失去联系，不知长安改元永泰。)。而且四镇在这时还保持着一定的兵力，765年(永泰元年)左右，河西唐军抵挡不住吐蕃的进攻，遣使前往四镇，“索救援河西兵马一万人“(敦煌文书P.2942《河西节度使判集》)，这至少说明西域的形势这时要比河西稳定得多。
大概到了768年(大历三年)左右，西域守军又与朝廷恢复了联系，(斯坦因在于阗发现的汉文文书中，有大历三年(768)年号。见M.A.Stein， Ancient Kothan，Appendix A：Chinese Documents From the Danda-Uillq，Niya and Ender， No.1)朝野上下对他们“忘身报国“的精神感动得“酸鼻流涕“、庸代宗下诏褒奖，并向西域唐军通报内地情况，赞扬他们“不动中国，不劳济师，横制数千里，有辅车首尾之应。以威以怀，张我右掖，凌振于绝域，烈切于昔贤。微三臣(指河西节度使周鼎、安西、北庭都护曹令忠、尔朱某)之力，则度隍逾陇，不复汉有矣(《唐大诏令集》卷116常衮《喻安西北庭诸将制》。据岑仲勉研究(《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第104页)，此制文下于大历四年(769)至大历七年(772)之间)。“
其实就历代原王朝而言，经营西域不外乎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就内部来说，控制了西域既可张扬国威，又保证了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就对外来说，控制了西域就可以牵制和削弱北方游牧民族的势力，并进而保障河西，陇右的安全，防止南、北两个方向游牧民族势力的汇合。吐蕃攻陷关陇之后，已深入唐朝心腹地区，西域地区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战略意义，西域的存亡对整个唐朝边防来说已经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所以西域虽有“奉国之诚“，朝廷却因“事势不及相恤“，(《全唐文》卷464 《慰问四镇北庭将吏敕书》)不得不采取了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
783年(建中四年)唐朝将领朱泚又发动兵变，占领了长安。唐德宗出奔奉天，遣使向吐蕃请求援兵，吐蕃借机提出以径、灵等四州以及安西、北庭作为交换条件。德宗应允了吐蕃的条件，与吐蕃签署了誓约，并且准备派遣沈房、韩朝彩等人前往西域办理交割事宜。拟将西域将士、官吏、僧道、耆寿、百姓等撤回内地，然后将西域交割给吐蕃。令四镇、北庭将士“递相慰勉，叶力同心，互相提摘，速图近路，复归乡井，重见乡亲。“同时“如有资产已成，不愿归此，亦任便住，各进所安“(《全唐文》卷464《慰问四镇北庭将士敕书》)。但是实际上由于吐蕃军队在战争中观望不进，阴持两端，而且又趁机劫掠武功，所以唐德宗听从了李泌的意见，以吐蕃没有履约为由，拒绝将四镇北庭交给吐蕃。
从已有的线索分析来看，西域唐军并不知道交割西域这件事。唐德宗发布撤军敕书的时间是784年(兴元元年)(据《旧唐书·吐蕃传》)，但是在于阗丹丹乌里克遗址中却发现了有建中八年(相当787年)年号的汉文文书，(M.A.Stein, Ancient Kothan, Appendix A: Chinese Documents From the Dandan-Ulliq, Niya and Ender， No.9)唐德宗建中年号只有四年(780一783年)，784年改元兴元，785年又改元贞元，直到787年(贞元三年)西域仍在沿用建中年号，说明不知道两次改元的消息，换句话说，沈房等人可能根本就没有到西域。李泌在上疏中还说：“安西、北庭，人性骁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又分吐番之势，使不得并力东侵“，并以此作为反对将西域交给吐蕃的另一个理由。其实就当时的客观情况而言，安西、北庭即便起到了“分吐蕃之势“的作用，这种作用也很有限。西域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不坠，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它自身如何强大，而是由于吐蕃势力在此期间正全力经关陇地区进 攻关中，没有全力进攻西域。唐德宗最初痛痛快快的就答应了吐蕃的要求，正好为李泌的说法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总之，一直到了788年至789年(贞元四、五年)之间，唐朝驻守在安西四镇，北庭、西州的军队还控制着葱岭以东的西域地区(《悟空行记》，参见《宋高僧传》卷3《唐上都章敬寺悟空传》、同卷《唐北庭龙兴寺戒法传》)。
在西域边军大批内调，四镇、北庭孤军坚守期间，西域发生了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一是回鹘(Uighur)汗国的西进，一是葛逻禄的南下。这两个事件都对西域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回鹘原来是臣属于东突厥的游牧部落联合体。开元末年，漠北东突厥(后突厥)汗国渐次衰亡，回鹘势力逐步兴盛起来。744年(天宝三载)，回鹘叶护骨力裴罗自立为骨咄禄毗伽可汗，占据了漠北草原，取代东突厥成为漠北草原游牧部落的共主。此后，回鹘汗国的势力迅速向西延伸，到达了东、西突厥的传统分界线金山一带。原来居住在金山附近的葛逻禄部落在回鹘的压力下开始向南迁徙。
突骑施苏禄政权被唐朝消灭之后，唐朝虽然不断地册立突骑施各部首领，但由于突骑施内部四分五裂，内战频仍，一直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政权。到大历年间(766-779年)，南下的葛逻禄部落就已经占据了原来由突骑施控制的西突厥十姓故地。《新唐书·突厥传》说：“至德(756-758年)后，突骑施衰，黄、黑二姓皆立可汗相攻，中国方多难，不暇治也。乾元中(758- 760年)，黑姓可汗阿多裴罗犹能遣使者入朝。大历后，葛逻禄盛，徙居碎叶川(今中亚楚河)，二姓(即指突骑施黄、黑二姓)微，至臣役于葛(逻)禄。“比较清楚地构画清楚了葛逻禄南迁的过程。唐朝在西域的守军在这一时期大体上只能孤守据点，所以葛逻禄部落很顺利地臣服了突骑施以及西突厥部众。
葛逻禄南迁之后，西域形势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大食帝国仍然控制着葱岭以西的西域地区;四镇、北庭以及西州还掌握在唐朝守军的手中;吐蕃政权西据伊吾，东有陇右，占据河陇地区，隔断了四镇与朝廷间的联系;而回鹘汗国则占据了金山以东的漠北草原，并进而左右着北庭地区的局面。
由于吐蕃的入侵阻隔了西域与内地的交通，这时唐朝西域守军与唐朝政府的信息往来以及西域各国与中原地区的贸易交往都不得不改道，经由北庭，通过回鹘控制的“回鹘道“到达长安。安西、北庭因为不得不“假道“回鹘，所以被迫“附庸“回鹘(据《旧唐书·吐蕃传》)，以作为自存之计。但是由于回鹘人“征求无厌“，激起了葛逻禄、白服突厥以及北庭附近的沙陀部落的反抗，葛逻禄、白服突厥勾结吐蕃同进攻北庭。
789年(贞元五年)冬天，吐蕃军队以葛逻禄、白服突厥作为向导，联合大举进攻北庭。回鹘大相颉干迦斯率军由漠北西进，援救北庭。回鹘军队与吐蕃军队在横口遭遇，回鹘大败，恰好这时颉干迦斯得到了回鹘可汗被暗杀的消息，于是在 790年(贞元六年)6月撤军返回漠北。失去回鹘的援助之后，北庭很快就被吐蕃攻陷，节度使杨袭古率残兵二千人逃往西州。
剩余唐军继续在分散的继续坚守,最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