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国在卫国城濮地区进行了一次争夺中原霸权的大战。城濮一战中，晋国大胜，晋文公建立了霸权，楚国北进锋芒受到挫折，被迫退回桐柏山、大别山以南地区。中原诸侯无不朝宗晋国。晋文公在"尊王"的旗帜下，顺理成章地登上了霸主宝座。
春秋的中国，是一个称霸的时代。继齐桓公称霸之后，各诸侯国又陷入了争霸的凌乱战争。西边的秦国，南边的楚国，中原的晋国，都想当霸主。晋国自公元前636年，回到晋国即位之后，又是改革内政，又是勤王，逐渐在争霸之中崭露头角。楚晋之间的竞争成了当时的国际焦点所在。
公元前634年，楚国势力方盛，试图北向争霸以“问鼎中原”；而晋国自文公主政以来，用贤臣，择良政，强军事，日日图强。据称晋文公崇尚俭朴以蓄国力，自己衣不重帛，食不兼肉以为模范。中国大地上两大势力在中原相遇，一场大战势在难免。
此时之晋文公，以宏伟远见，先行展开外交战。首先结好周王室，兴兵讨伐反叛兵变之王子带，助周襄王归位洛邑，建大信义于诸侯，并取得南阳之地以为南下之基础；其次助秦攻若，袭取楚之商密之地，使秦南下攻楚之门户大开，从此使楚真正面对强秦，从而牵制楚对中原之压力。在此等战略目标实现后，晋始联合秦齐等北方大国，以楚国附属国曹卫郑为目标，攻曹伐卫，救宋服郑，致怒楚国，使其兴兵来犯，而晋于中原整军经武，以逸待劳，为城濮之胜奠定了基础。
楚军以伐罪之师自宋都向曹境北进，以求与晋军决战。晋文公乃令晋军向后撤退三舍，盖以报昔日晋文公流亡楚时，楚成王曾厚遇与己时的承诺。晋军退至城濮而止，楚军则紧追不舍，于城濮之南面对晋军依托丘陵为营，居高临下压迫于晋军。是年四月五日，晋楚两军对峙。楚令尹子玉使其大将至晋军请战曰：“请与君之士戏，君凭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子玉请战之词，骄狂至极，然晋文公使臣的回应却很谦恭：“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相见。”
是时晋军之部署，以其上中下三军作成横阵排列，先轸之中军居中，狐毛之上军在右，栾枝之下军在左，秦齐宋三国联军，配列于晋三军之中，整列阵势于东莘墟之北。晋文公亲登有莘之墟以观晋军，并令伐来树木，曳于兵车之后，使尘土飞扬，以迷误楚军。
四月六日，两军始战。晋军之左翼下军胥臣部，以虎皮蒙于马上，首先冲击较弱之楚军右翼之陈蔡军，陈蔡军惊骇而溃。同时栾枝部以多数车辆曳树枝而驰，因之尘土飞扬，并乘冬末春初东北风劲，猛烈冲向楚军，楚军因之目不能视，故楚右军亦溃。晋军右翼之上军狐毛部，设两大将旗，当与楚军接触时，佯向后退以诱敌，楚子玉以为晋大将所在之晋右军败退，即纵其左翼军追击之，但当其左翼军追击时，其右侧翼则暴露于晋之中军之前。
于是先轸部即以中军横击之，同时狐毛部之上军亦回军反击，楚左军在晋中上军夹击之下，力不能支而溃败。子玉见其左右军均已败退，遂急令中军停止前进，得以不败。子玉乃收集败残之兵，向西南撤退。晋军随即起而追击，直追至楚军后方屯粮之地，便利用楚之粮食及营舍而休兵三日，然后毁其营舍而还师。后子玉因楚成王之怒而自杀。
城濮战后，晋文公挟一战之威，率军入于经常依违于齐楚之间的郑国境内，迫使郑文公亲自来晋军犒师并谢罪。时周襄王得知晋军大败楚军，不胜欢喜。盖周室曾被楚王“问鼎”欺凌，今有姬姓诸侯击败强楚，得以重振周威。且晋文公昔年曾有勤王讨逆之功，是以周襄王准备亲往军前慰劳。晋文公得悉襄王亲至劳军，乃令军中筑王宫于践土，率宋、齐、鲁、郑、鲁、卫、陈诸侯朝觐襄王，并告捷献俘，有甲胄之马及兵车百乘，步卒千人，此为“践土之盟”。周襄王因是役之功，以晋文公为诸侯之伯并赐黑红二箭，以专征伐之权。
城濮之战是晋楚争霸的一个标志，标志着晋国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城濮之战对当时国际对明显的影响，便是晋文公称霸，践土之盟可谓晋文公霸业的定点。子玉之死，可能是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在国际上，少了子玉这样一个鹰派人物，楚国不得不暂时放弃北向经营中原，使得晋文公能顺利地实现霸业，难怪晋文公“闻之而后喜”。对楚国内部而言，子玉之死开启了楚王与若敖之族的权势斗争，也导致了楚国一段时间内必须先稳定内部，再外图诸侯。
只是，晋、楚之战刚告一段落，晋、秦之间，又再起风波。秦、晋之所以从鄀之战的“秦晋之好”到“崤之战”的生死大仇，大约正因为晋国成了霸主，秦、晋两国不再是对等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