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晚清时期的清政府已经走向了末路，但是仍然有许多著名的名臣将领，其中就有湘军的代表人物曾国潘，那么“最钝拙”的曾国藩，如何成就一代名臣?今天就由小编来说说。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
曾国藩出生地主家庭，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四书、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与大学士倭仁、徽宁道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太平天国运动时，曾国藩组建湘军，力挽狂澜，经过多年鏖战后攻灭太平天国。其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那么为何说他“最钝拙”呢?
首先我们从他小时候说起，1811年，曾国藩生于湖南湘乡县。
5岁时，爷爷和父亲就开始教他读书写字，可曾国藩脑袋瓜子不太灵光，别人一天就能学会的知识点，他一个星期也未必能够掌握，如果现在有这样的小孩，家长估计赶紧去生二胎了。
13岁的一个夜晚，曾国藩一如既往的进入书房，他要把一篇课文背下来，要不然明天的早饭就保不住了。他坐在那里一遍一遍的背诵，可不知道房梁上有个人一直盯着他。
这是个小偷，打算偷点东西回家养老婆孩子，谁知道曾国藩进来了，他只能在房梁上等着。没想到啊没想到，曾国藩拿起书本就背到三更半夜，还是磕磕巴巴的背不下来。
这位房梁大哥急了：看这样子，等到天亮也没戏。
他“唰”的从房梁上跳下来，瞬间把曾国藩吓尿了。然而，他开始大声的背诵那篇文章，背完后在曾国藩崇拜的目光中大摇大摆的离开：“天还没亮，还能再干一票。”
连小偷都比曾国藩聪明，你看看他得笨到什么程度。但曾国藩硬是靠着自己的方法，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成为“读书改变命运”的典范。
他的读书方法很简单：下笨功夫死磕。
“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就靠着一股韧劲，把一句话、一篇文章、一本书慢慢读熟、读透，日积月累才学与日俱增。
就靠这一手苦练的水磨工夫，笨小孩曾国藩终于在22岁时考上秀才，紧接着中举人、登进士，在皇帝老儿那里挂上号，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
真正实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愿望。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评价是“才略太欠”，是个“书憨”，即书呆子。梁启超也说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他没有超群绝伦的才华，在当时的杰出人物中，被认为是最笨的一个。
曾国藩对自己也很有自知之明，他评价自己“生平短于才”、“自问仅一愚人”。曾国藩在给家里写信时也说，“吾兄弟天分均不甚高明”。他曾以读书、做事为例，“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曾国藩的作战指挥也是如此，“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
曾国藩“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入处”。他认为“天道忌巧”，他相信“惟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梁启超认为曾国藩的成功，恰恰就是这个困勉拙诚的功夫，“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民国学者萧一山也说曾国藩“不尚机权，惟务质实”，这是曾国藩人生哲学的核心，是他一生得力之处。
一生三变：曾国藩从“儒”到“法”再到“道”的理念变迁
曾国藩的朋友欧阳兆熊曾说，曾国藩“一生三变”：做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办理军务一变而为申韩，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处世。
程朱，即程颢、程颐兄弟与朱熹，是理学的大师;申韩，即申不害与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黄老，即黄帝与老子，是道家的别称。欧阳兆熊的这段话，很好地点出了曾国藩的领导力从“儒”到“法”再到“道”的理念变迁，也是其从理想到现实再到成熟的螺旋式成长轨迹。
曾国藩在北京为官的时候，是以理学为自己的修养之道。理学对其领导力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理学何为?理学就是要“学做圣贤”。曾国藩一生以“做圣贤”为自己的追求，他的格言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理学对曾国藩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卫道”的强烈使命意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曾国藩正是以“卫道”为旗号，与太平天国对抗，把一场军事的战争，变成了一场文化上、价值上的“卫道”的战争。
在中国文化中，儒家一直扮演着主体的角色，儒家为中国人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和价值追求，是一种正面的导向。但是，儒家也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过于相信道德的力量，因而理想主义色彩过浓的儒生，往往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无法把事情做成。因此，对于必须在现实世界中把事情做成的曾国藩来说，只靠儒家的价值理念，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曾国藩出来统帅湘军、带兵打仗，“一变而为申韩”，开始运用法家的理念施为。法家与儒家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理解儒家的核心是一个“德”字，那么理解法家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利”字。法家相信人的本性是求利的，社会从本质上来说是围绕着利益而展开的。
除了利益，法家信奉的还有实力。所谓的“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法家认为权势才真正具有让人屈服和顺从的力量，人的行为也只有通过强制的力量才能改变，在法家眼中，除了实力之外，没有什么是真正可以靠得住的。此外，法家还强调争夺。法家认为这个社会的本质就是争夺，就是弱肉强食。争什么?争利益。靠什么争?靠实力。
可见，与儒家相比，法家的思想非常现实。它把社会的本质血淋淋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就使得曾国藩一方面有着儒家的理想。但他的理想不再是一种理想主义，它使得曾国藩能够透过表面的温情脉脉，看清深层次的利害，对人情世故有更清醒的理解，从而达到所谓的“巨细周知，表里洞彻”，这无疑是他能在为官从政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清醒而明白的意识的关键因素。
但是法家也有自身的不足。法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过于强势、过于冷酷、过于霸道、过于刻薄、过于自是、过于以自我的利益为中心。如此的逞强、霸道、自是，一定会导致别人的敌意与对抗。所以曾国藩在湖南和江西带兵时，就陷入了极度紧张的人际关系中。他所到之处，与官场冲突不断，以至于到了“通国不能相容”的地步，最终被皇帝罢免了兵权，被迫回家守制，曾国藩也因此跌到了人生的最低谷。
挫败一度使曾国藩陷入无尽的焦虑抑郁之中，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心一意想做事，所到之处，官场却总是跟他作对，甚至连朝廷都对他弃之如敝履。正在他焦头烂额、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的朋友欧阳兆熊一席“岐黄可医身疾，黄老可医心病”的话，使他突然意识到，也许问题并不在别人，而在自己。
挫折使曾国藩有了一个自我反省并得以真正脱胎换骨的机会。近一年的自我反省对曾国藩的人生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于是曾国藩“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处世”。
黄老就是道家。道家与法家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如果说法家的特点在于一个“刚”字，那么道家的特点便是在一个“柔”字。法家之弊是逞强，是刚愎自用，是自以为是。道家的“柔弱”、“不争”，恰恰是要打破人的自矜、自伐、自是、自彰，从过分的自我之中走出来。
如果说儒家给曾国藩以理想的追求，法家给曾国藩以现实的眼光，那么道家就给曾国藩以真正成熟的心态。欧阳兆熊说曾国藩“一生三变”，曾国藩其实是把儒、法、道三家的精髓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他既有儒家的理想与追求，又有法家的清醒与现实，还有道家的成熟与灵活，从而达到了真正的圆通无碍的境界。这便是曾国藩领导力的最大特色，也是他最终能够成就事业的根本原因。
对此你有何不同的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