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被冠以昏懦的主要原因就是委政于武则天。显然，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此事绝难以被以男性为主的文臣武将们接受。历史学家们把武则天描绘成一个十足的野心家，整个唐高宗时代基本被武则天的阴谋所笼罩。为了说明武则天的强势，就必须把李治描写成一个很懦弱的皇帝。
那么，高宗为什么把政事委托给武则天?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他的身体状况不佳，晚年“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患有类似今天的高血压、青光眼之类的疾病，不能不倚靠他人处理国政;二是因为武则天自身素质高，而且与高宗在许多政事处理上观点相同，从而取得了高宗的信任。再说，唐朝世风开放，女性参政的阻碍相对较弱，所以高宗委政于她并不稀奇。也就是说，武则天参与朝政应该是出于高宗的意愿，并非如历史上评价的
“专作威福”。
另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载，自从麟德元年(664年)，高宗处置了宰相上官仪以后，每逢上朝，武则天都垂帘于后。无论政事大小，高宗都会与她商议，中外谓之“二圣”。从高宗上元元年(674年)起，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而此时距高宗撒手人寰还有约十年，可见，这种帝后同尊的政治格局是在高宗思维清晰之时确立的。
高宗虽然委托政事于武则天，但不是完全放任。在他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一直亲自处理国政，即使到了弘道元年(683年)三月，即临死前的几个月，仍然关注朝廷宰相的任职状况，并罢免了欺凌舅家的宰相李义琰。
与此同时，他还常常命令皇太子监国，代他处理国政，而不是完全依赖武则天一个人。所以，在高宗活着的时候，不存在武后把持朝政，一手遮天的情况。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断定，说唐高宗是个窝囊废是政治的需要，是后世史官的曲意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