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是党领导武装斗争时一个重要战略区域的代表，也是具有鲜明特点的一员虎将。毛泽东高度赞扬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徐海东传奇般的经历本身，便构成一部壮丽的武装斗争的史诗。但是，现在有许多人不知道，这位新中国的开国大将曾有66位家人惨遭蒋介石残酷杀害。
在新中国十位开国大将中，徐海东是出身最苦的一位高级将领，也是战斗中负伤最多、最重的一人，在红四方面军中人称“徐老虎”。当年，国民党政府曾把他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三个人，赏额均为25万块大洋。
徐海东，原名徐元清，1900年出生于湖北黄陂县夏店的一个世代陶工之家。徐海东从小就在饥寒中生活。1925年，有一位家乡籍的共产党员吝积堂从武汉学校回来，向他宣传革命道理。徐海东明白了过去受穷的原因是受军阀、地主压迫，便到武汉找了一份码头上的差事，并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徐海东不久又想学习军事，于是到湖北军阀部队里当兵。
北伐战争开始时，徐海东在被称为“铁军“的第四军中当少尉排长，在汀泗桥战斗中率一个排击溃敌军两个连。翌年，因国民党反共，他回到家乡，被中共黄陂县委任命为农民自卫军队长，参加鄂豫皖边区的“黄麻暴动”。后来，他任过县赤卫队大队长和红军的团长、师长，以勇猛著称，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徐老虎“的威名。
193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国民党军队围剿下仓促突围，鄂豫皖苏区陷入“匪区壮丁全部处决”、“粮食全部搬走”、“房屋烧光”的危境。只率一个团留下来的徐海东挺身而出，重新组织零散的部队和伤员，重建红二十五军，先后任副军长、军长。此后，他伤病交加。在“肃反“时，他因大胆批评领导的错误而被人怀疑，但革命意志从不动摇。
1934年秋天，徐海东奉中央命令率红二十五军离开根据地长征，翌年夏天到达陕北，为随后到达的中央红军打开了局面。毛泽东称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国民党南京政府把他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三个人，标定头颅赏额均为25万块大洋。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徐海东任三四四旅旅长，在平型关战斗中指挥左翼突击。此后，他又率部在晋东南等地与日寇作战9个月，因身体不支，1938年夏回延安养病。翌年秋，他任新四军江北指挥所副总指挥。1939年年末，徐海东抱病指挥部队在皖西周家岗击溃日军一个大队。战后，他向干部作报告时，突然口吐鲜血倒地。此后7年多时间里，他是一直在病榻和担架上度过的。
解放前夕，徐海东被送到苏军控制下的大连，在那里治疗休养9 年。1955年，徐海东被授予大将军衔，翌年移住北京治疗休养，并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他常年要靠吸氧维持生命，却仍领导编写战史。“文革”开始后，他受到了冲击。1969年中央“九大”召开时，毛泽东仍提名要徐海东参加。在这次大会上，他又当选中央委员。翌年秋天，因战备疏散需要，他被送到郑州治疗休养。1970年3月，徐海东因病不幸去世。享年70岁。
徐海东是一个从农村贫苦窑工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高级将领。他一生的经历，完全能绘成中国革命战争最生动的一个画面。近代中国因阶级压迫造成的深重苦难，在徐海东身上有最鲜明的体现。他年轻时，有一次挑着瓦盆到外乡卖不出去，冻饿交加晕倒，幸亏一位农妇给了碗热粥才能活下来。苦大仇深的他，一旦听到共产主义的宣传，便会为改变自身和本阶级的地位而拼命战斗。代表反动地主豪绅利益的国民党当局，不但残酷镇压这些反抗者，对他们的家属也进行株连报复。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到陕甘苏区采访徐海东时，听到“国民党军一共杀了徐家66 人”，感到异常震惊。他的“27个近亲，39个远亲”、“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斯诺就此懂得了什么是中国的阶级战争。
当时。蒋介石亲兼武汉“剿总”总司令，在鄂豫皖边区实行残酷的 “三光“政策，由此大别山区成为坚持革命武装斗争最长的地区之一，杀掉一茬又生长出一茬。红四方面军撤走后建立了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长征后又建立红二十八军，抗日战争中这里又建立起新四军的江北部队和五师。正是由于有徐海东这样的成长于鄂豫皖血泊与烽火中的老战士，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并在党的史册上用鲜血写下了光荣。
红军初建时，徐海东虽当过正规军的班长、排长，但毕竟缺乏组织大部队的经验，是靠边打边学，用鲜血交的学费。当时部队火力很差，农民战士普遍缺乏战斗经验，他从当队长起，直至当军长，都是在最前线指挥，并亲自带领战士冲杀，先后9次负伤。当副军长时，他在火线上被子弹从左眼底下打入，从后颈穿出，抬下阵地后第5天才醒来。他苏醒后的第一句话就问：“现在几点了?部队该出发了吧?”身边的护士周东屏回答：“四天四夜人事不省，真把人急死了!”徐海东却不在乎地说：“我倒睡了个好觉。”这位名叫周东屏的护士后来成为徐海东的夫人。
徐海东参加革命只是为阶级的解放，个人日后的目标仍是当个普通劳动者。他虽当了军团长，还向新交的外国朋友斯诺说：我做窑坯又快又好，革命胜利后，我仍是个有用的公民。通过在大别山多年的战争实践，徐海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往往与敌人一接火，就能判断出对手的兵力和火力情况。1934年春，他在皖西葛藤山作战时，以不足2000的兵力一举歼灭追来的敌军两个团。被俘的敌军师长柳树春对此十分不解，便问他：“你是黄埔几期?”徐海东笑着说：“我既没听过保定的课，也未入过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毕业的!”
在“肃反”扩大化期间遭怀疑时，他挥舞大刀率警卫队带头冲锋并打败了敌人，以血战证明自己的忠诚。当时，因环境残酷，经常出现叛徒，一些领导人盲目地乱搞 “肃反”。徐海东为人耿直，一次，在省委会上当面批评书记指挥错误，有人便想给他扣上“反革命”帽子。他得知后，感到不如在战场上牺牲落得个光荣，于是留下文件，挥舞大刀率警卫队带头向敌人冲锋，一举打垮了一个旅。战后，那位书记来找他，非常激动地拉住他的手称赞不已，并对大家说：“我不死，不许再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此后，中国共产党内再没有人怀疑徐海东对革命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