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是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故亦称熙宁变法。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
北宋中期，内部因为土地兼并，农民生活困苦，经常发生暴乱。外部与辽国和西夏常年征战，军事支出居高不下，愈来愈重的“冗官冗兵冗费”积重难返，朝廷财政到了崩溃边缘。这个时候，如果有人给皇帝说一句“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一定会被皇帝当成救命稻草，高高供起，加以重用。这个人果然出现了，皇帝如大旱碰上了甘霖，又如穷汉偶得至宝，对他寄予厚望。这个人，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提出了变法主张，他勾画的美好前景，让皇帝不能不心动。虽然在朝廷辩论当中，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官员指出新法有极大弊端，但是急于摆脱财政困境的皇帝听不进去，他把王安石提拔到参知政事的执政地位，后来进一步提升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事实上的宰相，让他总领变法之事。王安石素有富国强兵的大志，现在登上高位，大权在握，立即雷厉风行推行他的变法新政。
王安石的变法并没有得到当时大多数大臣的认同，尤其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等名臣，他们都极力反对。但是王安石的“拗相公”名号可不是白给的，他一意孤行，力排众议，全面铺开了他的改革。大部分朝臣不予合作，他就用自己的权力大力提拔一些年轻新锐的官员去施行自己的变法。这些他提拔的人中，不少没有道德节操投机钻营的小人，为变法埋下了隐患。
王安石变法确实取得一些效果，国库收入大幅增加，对外的斗争有了底气，在王安石的指挥下，宋朝收回了吐蕃占领的部分领土，拓地2000余里。对一直僵持的西夏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但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利益的重新划分上面，国家总体实力并没有得到增长。国库收入的增加，来自于对其他地主，商人，豪强利益的争夺，以及对普通百姓乃至下层贫民的盘剥。尤其下层百姓，在渴求政绩急功急利的新晋官员操持下，《青苗法》变成了强制老百姓向朝廷借高利贷，本意是减轻农民徭役负担的《募役法》变成了又要交钱又要服劳役，老百姓苦不堪言。
一幅画把王安石推上了风口浪尖。一个小官眼见老百姓被新法盘剥流离失所，愤而作《流民图》上呈给皇帝，直斥新法的失误，看到迥异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盛世气象的哀哀生民辗转流离图景，皇帝震惊了，对新法的作用产生了怀疑。对此，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表达自己将变法进行到底的决心。但新法的深入执行，弊端越来越明显，民生困苦愈甚，国库又渐枯竭，皇帝终于下决心罢免了王安石的相位。
王安石罢相后举荐奉行新法的吕惠卿，而吕惠卿私心作祟，恐怕王安石再度起用，找不到构陷王安石的理由，就诬陷王安石的弟弟。由此可见王安石新法用的都是些什么人。朝臣对吕惠卿更加不满，皇帝再度起用王安石，不久王安石的长子病逝，他悲痛欲绝，辞去相位，外调地方为官。支持变法的神宗皇帝去世后，实际掌权的皇太后反对新法，把被王安石排挤出去的司马光等大臣再度起复。他们上台后新法基本废止。不久王安石病逝，而司马光不久也病逝。随着他们这批人的逝去，朝堂变成了新旧二党的利益之争，党同伐异，置自己利益于国家利益之上，从此国势渐渐更形衰退，直至北宋灭亡。
王安石从个人品德来说，几乎无可挑剔，他的变法是为了富国强兵而非贪图个人权力。但是变法的结果却远远不及他的预期，造成的副作用甚至远远超过成效。明明初衷是好的，可是治国并不是有好的意愿就能有好的结果。王安石人称“拗相公”，刚愎自用，听不进反对意见。对司马光、欧阳修、苏轼这些人的意见一概不取，固执的认为自己的构想才是完美无缺的。从而丧失了团结更多有识之士共襄盛举，拾遗补阙，完善变法的机会。大量任用政治投机的小人更是重大失误，为他们这些道德良好前辈逝去后剧烈残酷的党争埋下了伏笔。
王安石的变法，从根本来说，是无法让国家更加富强的。他，或者说绝大部分古人，不懂得经济规律，不知道想要富国强兵物阜民丰就需要通过发展生产，把经济总量提上去。而不是挖东墙补西墙，他的变法，不过是夺民财聚于国家。这种手段似乎见效快，但却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恶劣做法。王安石新法后来的结果，不完全是恶吏做坏事，而是因为经济总量没有提升，总共就这么多，交给国库的多了，民间的就少了。民间贫困，人民流离，生产力受到破坏，于是恶性循环，把国家拖入深渊。
王安石最大的失误，恰恰是他那一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可法，人言不足恤”。今人可能觉得奇怪，这句话很好很有道理啊，怎么说是失误呢？其实时代不同，一句话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封建时代，天变、祖宗、人言，恰恰是制约君权的利器，因为这些，君权受限，不能为所欲为，在君臣齐心合力治理下，国家才会出现繁荣盛世景象。一旦君权失控了，他无穷的贪欲只会给国家带来灭顶之灾。后来的宋徽宗就是这样。
王安石的变法，效果是短暂的有限的，而其负面的影响却极其深远。他的变法，无法持续提升国家财政，只是总的财富再分配，国家多拿一点，百姓就更少一点。造成百姓对朝廷的离心离德。他的变法，引起并演变成了变法派和保守派你死我活的残酷争斗，使国家管理者不是用心于治理国家，而是党争取利。更严重的是，让君权进一步加强乃至失去限制，穷奢极欲，把国家推向毁灭。靖康之耻，并不是单单因为金国武力强悍，更多的原因来自于宋朝内部，而一切的肇始，都与王安石的变法脱不开关系。
如果没有王安石的变法，大宋也许早就提前灭亡了。真正导致北宋灭亡的原因其实还是出在朝廷自己身上，变法给北宋带来了丰厚的家底，但由于无厘头的去废除变法，最终致使足够使用二十年的国库，眨眼间又变回成空荡荡的样子。很快，本来繁盛的北宋王朝，渐渐走向了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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