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标志着大革命的部分失败，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同时也宣告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经过四一二政变，国民党基层组织基本瘫痪，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经历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共产党初步积累了反正两方面的经验，为领导中国人民把斗争推向新的更高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发动四一二政变的主客观原因
首先，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分化拉拢。1926年秋开始的北伐战争势如破竹，旧军阀军队在国民革命军的进攻中纷纷土崩瓦解，一切显示着帝国主义支配中国的局面将要结束。列强各国，尤其是在中国有着巨大权益的日、英、美三国，当然不甘心既得利益的丧失，于是开始在革命队伍中寻找突破口，企图通过武力威胁和分化拉拢破坏国民革命运动。这两种政策的合力作用是促成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客观因素之一。在北伐节节胜利的时候，帝国主义日益不安，日本军部认为：“此时国共如不分家，则全国革命的成功指日可待，一切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将遭覆灭，而日尤甚。”关于这一点英美等国也有同感。已经到达南昌的蒋介石，绝非北伐前的蒋介石可比。他手握重兵，借北伐之功扬名中外，积蓄日久的权利欲便迅速膨胀。他不仅挑起了迁都之争，而且开始散布对苏联顾问、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不满的言论。所以，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通过黄郛向蒋介石表示：日本对蒋“颇存厚望”，希望蒋“与共产党分手，搞纯正的国民运动。”美国则联络英国通过上海买办虞洽卿向蒋提出了6000万元，但以“反共灭共为条件”。日英美三国的态度立即得到了蒋介石的响应。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既给了蒋介石一定压力，又满足了他的权利欲。他俨然一副“领袖”的姿态，利用一切机会向列强表明他“要惩凶”、“维持秩序”;同时加紧了反共的准备。
其次，国内反共势力的大力支持。北伐的胜利进展和工农运动的蓬勃兴起使国内反动势力又恨又怕，所以当蒋介石决心背叛革命，挑起“反共”大旗时，在很短时间内，几乎所有反动势力都集中在这个旗帜之下，形成了反共统一战线。这些反动势力从不同方面支持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外交方面，有与日本密切联系的黄郛支持蒋介石，他建议蒋介石放弃“联俄容共政策”，“必须离俄清党”，联系绅商，联络冯玉祥、阎锡山以形成反共的“中心力量”。他的计策全部被蒋介石采纳，并成为其反共反革命政变的行动纲领。财力方面，由大买办、上海财团头子虞洽卿支持蒋介石。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一到上海就拜访虞洽卿，与虞密商发动反革命政变事宜。经虞洽卿多方奔波，3月31日，专为蒋介石反革命政变筹集资金的组织“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成立了。当然，还有为蒋介石反共制造舆论的吴稚晖，为蒋介石策划军事部署的李宗仁和积极参与蒋介石反革命政变行动的白崇禧、杜月笙。这些主要人物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各种反动势力和蒋介石纠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反革命同盟。
蒋介石通过此事成为了被国民党内右派的多数派支持，成了最高领袖，国民党左派遭到排斥或者镇压。国民党右派认为共产党破坏北伐统一，清党使扫除军阀统一全国的事业严重破坏，延缓了成功的时间。蒋虽然不久由于北伐军在徐州失利而下野，但很快重掌大权，完成北伐，开始了在中国数十年的统治。
四·一二事件对国民党的组织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清党前，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不含军政和海外党员)约121万，其中有国民党员身份的共产党员不超过5万。清党一年后的1928年3月，国民党员人数为22万。1929年12月回升到27万，其中绝大多数党员还是是军队或高级党政机关的人员。这意味着清党行动清掉了国民党左派全部党员的一半多，国民党党务系统大换血。北伐前后各省建立的县、乡国民党基层组织，"清党后基本瓦解，恢复得十分缓慢"。到1933年，全国仅有17%的县建立有县党部，浙江省建立县党部的县份为69%。"只能在城市的上层可以看到，农村中是很难找到党的势力的微弱影响";"不但在农民中很难找到国民党党员，并且在一切农民运动负责人员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员中，在农村文化教育负责人员中，以及农村经济建设负责人员中，都不容易看到国民党党员的踪迹。"
四·一二事件使共产党的发展严重受挫。共产党认为，这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失败。四·一二事件之后，共产党内坚持和国民党妥协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等人被认为右倾投降主义被撤职。陈独秀被认为一味退让，甚至要求工人纠察队向国民党上缴武器，造成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武力清党毫无准备。中国共产党从此走向武装革命夺取中国政权的道路，共产党联合极少数国民党左派在南昌发动南昌起义，开始了组建共产党军队，开展武装革命，直到夺取中国的政权。
帮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件的杜月笙则事业顺利发展。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一度持此功谋求上海市长一职未遂。1949年在国共内战中，国民政府失败退往台湾之际，杜月笙担心自己当年参与四·一二事件的经历令共产党不会放过他，便逃到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