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人一定还记得这个情节：刘安杀妻。该书卷之四“吕布败走下邳城”一节中写到：
却说玄德匹马往山中逃难，正行之间，背后一军来赶，回头视之，乃孙乾也。相抱而哭。玄德曰：“吾今二弟不知存亡，老小失散，吾将自尽矣！”孙乾曰：“不可。何不投操，以图后计？”玄德依其言，寻小路投许都，路上绝粮，于村中求食。但到处，闻刘豫州，皆跪进粗食。忽到一家投宿，其家一后生出拜，问之，乃猎户刘安也。闻是同宗豫州牧至，遍寻野味不得，杀其妻以食之。玄德曰：“此何肉也？”安曰：“乃狼肉也。”二人饱食。天晚夜宿，至晓辞，去后院取马，见杀其妻于厨下，臂上尽割其肉。玄德问之，方知是他妻肉，痛伤上马，欲带刘安去。安曰：“老母见在，不可远行。”玄德谢了，遂取路出梁城。忽见尘头蔽日，漫山塞野军马来到。玄德迎之，乃是操军也，直至中军旗侧，下马拜迎。操亦下马答之。说失沛城、散二弟、陷老小，操亦下泪。更说刘安杀妻为食之事，操令孙乾以金百两赐之。
这个情节的设计的意义，众所周知是为了突出刘备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之高。那么这个情节是罗贯中自己杜撰出来的还是在历史上真有其事的呢？
严格的说，罗贯中的这段描述在历史上还是有一定根据的。在后汉时期，人吃人的历史记载并不鲜见。《三国志•；程昱传》注引《世语》记载：“初，太祖乏食，昱略其本县，供三日粮，颇杂以人脯”。《三国志•；董卓传》中亦云：“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就连历史上一向以“弘毅宽厚”的刘备自己，也曾经在自己的属地发生过人吃人的惨状。《三国志•；先主传》注引《英雄记》载：“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穷饿侵逼，欲还小沛，遂使吏请降布”。《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略》中更是有一段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记载：
王忠，扶风人，少为亭长。三辅乱，忠饥乏噉人，随辈南向武关。值娄子伯为荆州遣迎北方客人；忠不欲去，因率等仵逆击之，夺其兵，聚众千余人以归公。拜忠中郎将，从征讨。五官将知忠尝噉人，因从驾出行，令俳取頉间髑髅系着忠马鞍，以为欢笑。
从以上这四个例子可以发现，在当时粮食匮乏、民不聊生的时代，人吃人的现象时有发生。罗贯中很可能是参照了历史上的有关记载，进行了加工改造，把《三国志•；先主传》注引《英雄记》中刘备在广陵人吃人的史实改造成了猎户刘安“杀妻馈刘”了。
这个情节后来引起了一番讨论。首先是毛纶、毛宗岗父子，他们先是把罗贯中所写的这个情节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三国演义》中，然后在第十九回总评中先是说：
易牙杀子以飨君，管仲以为非人情不可近，刘安之事，将毋同乎？曰：不同。牙为利也，安为义也。君非绝食，则易牙之烹其子为不情；君当绝食，则介之推自割其肉不为过也。虽然，吕布之恋妻也太愚，刘安之杀妻也太忍，唯玄德为得其中。不得不弃而弃之，何必如兄弟之誓同生死，固不当学吕布；得保则保之，又谁云衣服之不及手足，亦不当学刘安。
毛纶、毛宗岗父子认为刘安此举“杀妻也太忍”。在本回夹评中也提到：“古名将亦有杀妻飨士者。妇人不幸生乱世，遂使命如草菅，哀哉！玄德以妻子比衣服，此人以妻子为饮食，更奇”。
通过这两段评语，我们可以看出毛纶、毛宗岗父子只是对刘安的行径感到震惊，而对罗贯中加插这个情节的优劣则没有进行进一步的评价。
清人李渔则认为这段情节描述的非常的不合理。他说：“欲以感切之事形容受之者之好处，不知言之太过，反成惨毒”（见《李渔全集》第十卷《李笠翁批阅三国志》）。李渔算得上是最早对罗贯中的描述表示异议的人了。
到了现代，也有一部分专家、学者对“刘安杀妻”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要数孙昌熙先生的《怎样阅读〈三国演义〉》一书中的观点了。该书评论到：“作者为了表现刘备爱民的特点，所谓仁义素著，因而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时，竟不能令人信服地写猎户刘安……作者虽意图极力夸张玄德，却无意中对人民做了严重的歪曲的描写，因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玄德。作者的这种描写是不通人情的，非真实的，是拙劣的”。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呢？笔者浅见：象刘安杀妻的这个情节，原本就是罗贯中的一个杜撰，虽然是小说家言，但是也代表了作者当时所处的时代性的思维。作者把这个构思写进小说，至少说明了作者乃至当时的思维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赞赏的。类似刘安杀妻的故事，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有发生的。就算是在后汉时期，不也出现过臧洪“杀其爱妾以食将士”的故事吗？因此，如何看待刘安杀妻，是要站在当时的时代，用那个时代的思维来分析和考虑。按五、六十年代的话说，就是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笔者以为，刘安杀妻的故事就算是真的发生在后汉三国时期或者是在元末明初的混乱形式下，都不一定是“不通人情的，非真实的，是拙劣的”，更何况是在罗贯中反映后汉末年“地广而不得耕，民众而无所食”那段悲惨真实历史的文学作品中，是为了表现民众对“明君”刘备的爱戴。这个杜撰的情节虽然有欠妥之处，但是还不至于会达到“不通人情的，非真实的，是拙劣的”的地步。无论是对待历史，还是对待历史小说，都应该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来进行分析和研究，如果只是站在今人的角度上来看待、分析古人，那是不客观的，也是非常片面的。鲁地先生曾经对此有过精辟的评论：“这不仅与作家的具体的时代感受有关，而且往往是作家的世界观的全部复杂性的反映。因此，每一个形象都不能孤立地来理解，而应当与他们周围的其他形象联系起来理解”（见《三国演义论集》一书）。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非常中肯的，值得参照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