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宁，是三国时期吴国的将领。他字称兴霸，是巴郡临江人。起初，他率众归附刘表。但在其后的观察中，感到刘表并非是个做大事的人，于是就想投靠东吴。而当时刘表的部将黄祖驻守在夏口，甘宁率军不能通过，于是只好留下。在黄祖部呆了三年，甘宁却一直未能得到重用。最后还是伺机投靠了东吴，受到孙权如待旧臣一般的礼遇。 在甘宁的军事生涯中，曾经有段与宜昌时称夷陵结缘的故事。此事就发生在甘宁投靠孙权之后。作为一位很有战略头脑的将领，甘宁当时向孙权献了一个计策。他讲“南荆之地，山川形便，诚国之西势也。”“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一破祖军，鼓行而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矣。”甘宁关于占据“楚之西塞”夷陵，进而夺取巴、蜀的建议，深受孙权的赏识，并得到孙权的采纳。建安十三年，曹操兵败赤壁，留下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自己引军北还。此间，周瑜、程普带领数万人，与曹仁隔江未战。这时，甘宁请求先进取夷陵。当进入夷陵守城时，只有几百士兵，加上新增添的合起来也仅有千人。这时，曹仁便命令五六千人围攻甘宁，使得甘宁连日遭受攻击。其间，曹军架设高楼，向夷陵城中下雨般地射箭。当时夷陵守城的士兵都感到恐惧，但唯独甘宁谈笑自若。他派遣随从报告周瑜，周瑜率领诸将大破曹兵于夷陵。后周瑜北渡长江，与曹仁相距设防。经过一年多的征战，曹仁所部伤亡惨重，弃城而逃。 建安二十年（215年）甘宁跟随鲁肃镇守益阳，以拒关羽。当时关羽号称人马三万。他亲自挑选五千精兵，布置在县上游十多里的浅水区域，扬言夜间涉水渡河。当时鲁肃与诸将商议对策。甘宁请战，挑选千余精兵，夜间前往。关羽闻讯后未敢轻举妄动。事后孙权便嘉奖甘宁，任命他为西陵太守。 正是由于甘宁与夷陵有过这段缘分，而夷陵其后又被吴国所占而改称西陵，于是人们就认为曾任过西陵太守的甘宁，自然就是宜昌历史上的太守。对此，宜昌旧志上也有记载。《宜昌府志》（官师志）在职官表中，将甘宁放在太守之列。《宜昌府志》（名宦传）中还专门为甘宁作了传。但这却是一种误解。我经过一番考究，破解了这其中的谜底。 尽管史志上所载甘宁与后来改称西陵的夷陵结缘属实，而甘宁的确也任过西陵太守之职，但甘宁却并非是宜昌历史上的太守。因为甘宁所任太守中的“西陵”，并非是现今的宜昌。这里有两条可供佐证的资料：一是甘宁任西陵太守时今宜昌并非称“西陵”。今宜昌曾经是魏、蜀、吴三国争夺的重要地带。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占据荆州后，当即就“分枝江以西立临江郡”。建安十四年（209年）孙权表刘备为荆州牧，改临江郡为宜都郡。次年（210年）刘备占据荆州后，又改宜都郡领秭归、夷道、巫山、夷陵四县。其间，今宜昌的古称都叫“夷陵”。而夷陵之战后，这里又为孙权所占。吴黄武元年（222年）今宜昌古称又由“夷陵”改为“西陵”。这说明三国时今宜昌称 “西陵”，是建安二十五年（222年）的事，而甘宁任西陵太守却是建安二十年 （215年）的事，其间相差7年。既然甘宁任太守时今宜昌古称还为“夷陵”，并非是“西陵”。那么，任西陵太守的甘宁岂能是宜昌历史上的太守呢？
二是甘宁任西陵太守时所辖之县也并非在今宜昌地域。既然甘宁所任太守的“西陵”，不在今宜昌，那么会在什么地方呢？我在《后汉书》（郡县志）中找到了答案。据该书记载，甘宁所任太守的“西陵”，在江夏郡。江夏郡时辖14城，其中之首就是“西陵”。何以见得呢？在《三国志》（甘宁传）中明确记载，甘宁所任太守时的“西陵”，辖“阳新、下雉两县”。在《后汉书》（郡县志）中，“下雉”本来就在江夏郡所辖14城之列。《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省三国时期历史图）中，在今黄石市以南、咸宁市以东，除标有“下雉”外，还标有“阳新”，都在江夏郡辖区。显然，甘宁所任太守的“西陵”，的确在江夏郡，并不在今宜昌所辖地域内。 通过以上考究，甘宁所任太守的“西陵”地望得以破解，说明三国时吴将甘宁所任西陵太守并非在宜昌。 （作者系宜昌市社科联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