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在天高皇帝远的广西金田村起事，然后迅速席卷大半个中国，八旗和绿营溃不成军，清政府的统治危在旦夕。于是朝廷勒令地方各省办团练，并一共任命了43个团练大臣。在天平天国的凶猛攻势下，各省团练几乎不堪一击，唯有曾国藩麾下的湘军异军突起，挽狂澜于既倒，清朝的气数因此又延续了五十多年。
在不被清廷信任，处处受其箝制，并得不到军饷和武器支持的窘境中，为何湘军能够打败气势如虹并拥有数倍军力的“虎狼之师”太平军？ 这是百多年来后人一直津津乐道的话题。抛开种种客观因素不说，湘军自身确有不少过人之处。可以说，在曾国藩1854年初举“讨逆”大旗时，胜利的种子就已经埋下——强大的团队与合时的理念，是其中最重要的两大法宝。 “要战胜一个组织，必须依靠另一个组织”。为了对付太平军，审时度势的曾国藩心里非常清楚，必须建立自己强悍的军队而非乌合之众，才能有效消灭“逆贼”，这与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颇有几分相似。但作为一介书生，曾国藩一不懂武功，二不懂军事管理，三不懂战略战术，怎样才能组织起一支强大战斗力的军队，来对付攻势如潮、横扫大半个江山的太平天国呢？ 曾国藩不愧为一代帅才，他可能不擅长带兵，但却善于识才和用将，善于利用中国传统的人情关系，还善于发动“人民战争”。在几乎没有朝廷实质支持的情形下，长袖善舞的曾国藩硬是拉出了一支能“扎硬寨、打死仗”的团队——湘军。 曾国藩认为，军队组建的关键，在于将领的选拔是否得当。湘军团队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用书生典兵。湘军将领里，出身读书人的占多数，在曾国藩的号召下，彭玉麟、江忠源、罗泽南、李元度、李续宾等一大批忠义血性且懂武功军事的人才纷至沓来，他们与曾国藩志同道合，以所谓的忠义血性相激励——这些人，组成了后来湘军的核心团队。 鉴于绿营将不知兵、兵不用命的弊病，曾国藩在自己的团队里奉行将必亲选、兵必自招的原则，即“帅欲立军，拣统领一人，檄募若干营。统领自拣营官，营官拣哨官，以次而下”，从而形成一种层层隶属的裙带关系，以私人情谊维系军心的稳定。这样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团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用曾国藩的话说就是：“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即军令、军政权集于统帅。 另外，曾国藩把父子、兄弟以及有其他血缘亲属关系的士兵编在同一组织内，利用宗族亲情关系维系士兵，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谓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一招十分见效，一支国家的军队被曾国藩变成了宗族军队，大大地提高了团队的战斗力。 在组建湘军集团的同时，身为CEO的曾国藩深知“讨逆”还必须“师出有名”，争取舆论支持，这样才能鼓舞士气、万众一心。满、汉素来不和，以保护大清的名义显然难以唤起世人共鸣；考虑当时太平天国奉行洋教、摧毁传统文化，为天下读书人所深恶痛绝，曾国藩巧妙利用这种情绪，将湘军“讨逆”的理念确定为“卫护名教”。 1854年初，曾国藩练成湘军率师出征，作《讨粤匪檄》为出师宣言。在这篇檄文里，他大肆攻击太平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太平军简直比历史上任何穷凶极恶的乱臣贼子还要可怕，所以曾国藩打出卫道的旗号，号召广大读书人为维护道统、名教而战，可谓底气十足。在这一“正义”理念的引导下，无数士子怀着对天平天国“倒行逆施”的愤怒投笔从戎，同仇敌忾，勇往直前，历经磨难而不退缩，天平天国的厄运也就此开始。 团队为舟，理念为帆，两者相辅相成，为曾国藩的“讨逆”事业贡献了源源不断的力量，并最终成就了他和湘军的“千秋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