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教授周思源不同意康乾时期是“盛世”，只能称“康乾之治”。他认为：汉唐之所以公认为盛世，与其政治环境宽松、精神昂然进取有很大关系。而康雍乾三朝最大的失误就是禁锢思想，以文字狱为代表的严厉的残酷的禁锢思想。
至于“康雍乾时期的经济发展，是明末以来战乱频仍之后的一种恢复性发展。而并不是由于新的生产方式和使用新的科学技术引起的生产力革命性大提高。”
清史专家戴逸在肯定“康乾盛世”提法的同时，也曾指出其四方面消极因素：闭关锁国、重农轻商、禁锢思想、轻视科学，称之为“盛世的阴影”。并对对周思源作出了反驳，指出“整个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都没有“新的生产方式”与“新的科学技术”，都是专制的封建制度。按照周先生的理由，中国封建社会就不会有什么‘盛世’。”
;亦指出“盛世有阴影，衰世也有希望”，不认为“盛世就是美哉善哉，万事大吉。这不是客观的历史事实，也不是辩证的思想方法。”
同时指出清初大概只用100多年时间使粮食生产翻了一番多。在当时农业技术并无显著提高的水平下，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
不但恢复了明末的水平，而且大踏步地前进了。这是广大农民的努力，也离不开清政府重视农业，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减轻赋税，推广高产作物(玉米、甘薯、花生)以及鼓励和默许移民等政策的结果。[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