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是汉初一个才华横溢的能人，一代大儒刘歆说，“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大文豪苏轼更是盛赞，“贾生，王者之佐”。
当然，并不是只有文人才对他推崇，明朝内阁首辅大臣李东阳也称赞贾谊，“文帝时，可当大臣者，惟贾太傅一人。”
由此可见，贾谊的确有天纵之才。然而，他这个人活得却十分悲催，空有才华而不被重用，以至于年纪轻轻的便抑郁而亡，死时年仅三十三岁。
这出悲剧是怎么来的呢?
一、三种说法
通常的说法有三种：
第一种说法是，不遇明主。唐代大诗人李商隐就贾谊的经历，写了一首非常出名的七绝，诗名《贾生》：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在李商隐看来，贾谊虽有才华，但奈何皇帝却只把他当做一个牧师，问他的都是一些鬼神话题，根本没有看到贾谊身上闪闪发光的政治才华。
第二种说法是，运气不行。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曾写有名篇《滕王阁序》，其中有这么几句：
“嗟乎!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
在王勃看来，贾谊生活在汉文帝时代，属于明主当道。但他还是怀才不遇，原因就在于运气不行，所谓“时运不济”，再翻译的话就是没那个命。
第三种说法是，小人谗言。司马迁把贾谊与屈原两个人记录在一个列传里，这种做法本身已经非常鲜明地表达了他的态度，即贾谊和屈原是命运共同体——两人都是遭受谗言而被皇帝疏远的。
后来的刘向继承了这一观点，并情感强烈地称之为“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班固写《汉书·贾谊传》时，文末的赞语引述了西汉刘向的说法。
这三种观点，哪一种对呢?
二、迷离真相
贾谊进入官场时，正值汉文帝时期，这是西汉有名的明君。而且，贾谊的人生开局还是相当漂亮的：
十八岁闻名郡县，二十出头便当了史上最年轻的博士，二十二岁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随后，文帝甚至有意再给他加加担子，让他担任公卿之位。
文帝是个明主，而且也曾经非常重用他，因此，不遇明主的说法很难成立。同样，认为贾谊运气不好的看法，多半也不能成立。因为皇帝给过他机会，而且贾谊也一度备受赏识。至于后来的半生坎坷，更多地是与政治斗争有关，是人事而非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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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第一、第二种说法都不成立。既然如此，贾谊怀才不遇的原因就是第三种——小人谗言了?
从史料上看，这种说法有一定依据。
贾谊担任太中大夫之后，表现优异，汉文帝本想要进一步提拔重用，让他担任公卿这样等级的高官。这本来是好事，然而却引起了一批大臣的不满，于是他们纷纷上书，向文帝进谗言：
——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翻译过来是，这个洛阳小子，小屁孩一个，一门心思想的不过是高官厚禄，朝廷大事都被他搞得乌七八糟。
听到一票大臣都这么讲，文帝便采信了。自此以后，他把贾谊晾在了一边，不久就将他贬到偏远的长沙国当太傅去了。自此，贾谊再也没有回到帝国的政治中心。
从事情表面来看，贾谊后来的不被重用确实出自谗言。然而，这种说法却有两大问题：
其一，这些指摘贾谊的所谓“小人”是，丞相周勃、太尉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重臣。他们都是追随刘邦一起打天下立下大功的人，如果这些人都是小人的话，那谁可以称得上贤臣呢?
其二，贾谊被贬长沙以后，汉文帝并不是自此对他置之不理。汉文帝前六年，是贾谊谪居的第三年，汉文帝因为思念贾谊，便将他征召入宫。
当时，两人在未央宫中祭祀鬼神的宣室会面，文帝因为刚刚进行过祭祀，便向贾谊询问了下鬼神之事，李商隐那首《贾生》讲的就是这件事。不过，不能因此就认为两人的会谈全都是围绕鬼神的。
会谈结束后，文帝大为感叹：好久不见贾生，以为他早就out了。没想到，我还是差了那么一丢丢。
不久，文帝改任贾谊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为文帝的小儿子，很受宠爱。如果文帝当真厌恶贾谊，认为他没有大才，且一心只为权势——正如当初周勃、灌婴那样这样指责的，那么文帝怎么可能还会让他给自己最疼爱的小儿子当老师呢?而且自此以后，文帝还时常派人向他咨询国事呢?
从上面种种不难看出，尽管有朝廷重臣进言叱责贾谊，但文帝恐怕并没有改变他对贾谊的欣赏与喜爱。因此，贾谊的被疏远，并非出自小人谗言。所以，第三种说法也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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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述三种观点都不正确，那么，贾谊怀才不遇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三、复杂局势
这还得回到西汉的政治局势上来。
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提到，西汉初年，汉帝国内部存在三股政治势力：宫廷皇权、军功阶层与诸侯王国。
宫廷皇权不用多说，军功阶层指的是周勃、灌婴等一批与刘邦共同打天下的开国功臣，他们拥有较大的政治势力。诸侯王国，指的是刘邦所分封的各诸侯国，起初是韩信等异姓王，后来被刘氏子弟所取代。
这三股势力共同支撑着汉初帝国。不过，他们的势力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文帝初年，宫廷皇权变得相对较弱。原因很简单，文帝这个皇帝宝座，是周勃、灌婴等人军事政变的结果，即史上有名的诸吕之乱。
因此，文帝即位后，打压军功阶层势力以加强皇权，成了一件势在必行的事。为了达到这一点，文帝颁布诏令让列侯之国，即让列侯返回封国居住。
列侯是刘邦对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功臣的爵位分封，比诸侯王低一等。周勃、灌婴等大功臣，都被封为列侯。列侯有各自的封地，但是，他们平常并不在封地居住，而是都集中住在长安。
文帝让列侯之国，政治意义重大。其一可以使这些军功贵族远离政治中心，其二能够有效阻止列侯之间的串联。
当列侯都集中居住在长安之中时，互相联络非常容易，这是诛诸吕一事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而当他们各自回到封地后，再要彼此互通有无就变得相当麻烦，因而对皇权的威胁就降低很多了。
这个之国政策，正是出自贾谊之手，史书上说，“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因为贾谊迎合了皇帝的治国方针，于是，文帝便在廷议之中提出了任命他为公卿之位的想法。
然而，这一提议却遭到了周勃、灌婴、东阳侯等众口一词的上书反对。列侯们枪口一致指向贾谊，攻击他年少轻狂、贪于权势等等，其目的并不在人，而在于他所提出的政策。只是文帝事先已经采纳了，因而不能明说以公然抗旨罢了。
显然，贾谊是陷入到了皇帝与军功阶层两种势力的斗争漩涡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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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颗弃子
文帝推行旨在削弱军功阶层势力的列侯之国政策，列侯当然不甘就此束手就擒，他们一方面摆出各种各样的拒绝之国的理由，另一方面借由攻击贾谊表明他们的政治立场。对此，势力还不够强大的汉文帝无法强力执行。
一时间，双方陷入了政治僵局。
这种情况下，贾谊成了牺牲品。汉文帝抛出贾谊，将他踢出中央政府，流放到遥远的长沙国，同时，又解除作为军功阶层代表的周勃的丞相一职。如此，双方各退一步，政治僵局就此打开。
所以，贾谊的不得重用，根源在于他的主张触动了庞大的军功阶层的利益，纵然皇帝非常欣赏他，出于政治考虑，也只能把他当做一颗弃子去对待。这是贾谊最大的悲哀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