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年间，无锡有三大富人，分别是邹望、华麟祥、安号桂。王世贞（这位大牛人你如果不知道，自己去搜）在《国朝丛记》借严嵩之子严世藩之口，评价当时的富豪，共有17位，他们是：蜀王、黔公、贵州土司安宣慰、太监黄忠、黄锦、成公、魏公、都督陆炳、锦衣卫（太监黄永侄儿）张二、三个晋商、两个徽商、无锡的邹望和华麟祥。请注意，除了无锡这二位外和徽商二位外，其他十三位都是直接靠权力身份获取的财富。晋商在明朝被称作“老晋商”，其身份是官商一体，父兄子侄在朝为官，亲属则垄断盐务和粮食运输等，例如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等。
嘉庆朝首富之一就是他们家，周星驰先生真会恶搞
说华麟祥你可能不知道，周星驰演的《唐伯虎点秋香》知道吧，那个华府就是华麟祥家。他的儿子华云仗着父亲的财富，几乎做了所有江南才子的“金主”，唐伯虎、祝枝山等人经常跑去跟他借钱，就连号称明朝一哥的王阳明也去过几次。
邹望有多富？“田三十万余亩，僮仆三千人，四十别墅阙其一”，“会计簿编号至六百，米谷数汇储至百万，钱不索而廒，银不匣以室”。
安国。明朝第一号大书商，他的印刷厂印刷出来的书，被后世成为“被称为明代铜活字印书的杰出代表”。安国从自己的父亲手中继承了2000亩地，靠着这笔钱他进入了商业领域，终成一代大商人。
据村看行侍者撰写的《花村谈往》（民间史料笔记）记载，一年，严嵩的亲信、靠着给嘉靖送仙丹荣升为礼部尚书的顾可学回乡“丁忧”。来到了无锡城之后，乘坐官轿正行进在路上。突然，轿子后面一阵惊扰。顾尚书掀开轿帘一看，只见一顶极为华丽的轿子飞快地奔来，后面还跟着一溜这样的轿子，飞快地超越了顾尚书的轿子。顾尚书仔细一看，不禁大惊失色，轿子里的人全是和尚。
以下都是出自《花村谈往》，因为故事性非常强，咱们不妨故事化一些，来个“情景再现”。之后，在正经说说，这个官商斗背后的历史意义。借用戏剧手法，这叫“三段论”。如果，您认为我在瞎编，就去搜搜这本书，找不到你来问我就是。
顾尚书连忙询问这是怎么回事，随从忙说：“无锡首富邹望的老母亲死了，听说请了一百多位僧人为她超度，来来往往皆用这种轿子接送。”
“啊！好有钱呀！”顾尚书发着感慨回到了家中。刚一进屋，就见管家慌慌张张地迎了上来，“大人呀，咱们西大街的老宅子被邹百万给扒了。”
“什么！”顾尚书勃然大怒，“好你个邹望，人家怕你，我是尚书我可不怕你！拿着我的帖子去知府衙门告他，不把他法办了我这尚书白当了！”
果然，没有多久，邹望就被捉进了大牢。然而，令人奇怪的事情出现了。邹望被抓的那天下午，无锡城里的所有买卖人纷纷罢市要求释放邹望。知府一听连忙放了邹望，商户们这才陆续营业。顾尚书见此情景不禁大怒，知府也知道无法交代，连忙来到尚书大人的家中请罪。
明朝官商家族的头号代表张四维，隐藏在张居正背后的人
“顾大人，卑职实在是挺不住了呀！这全无锡的商人如果罢市的话，朝廷知道了，不但我吃不了兜着走，就是您恐怕也要挨批评呀！”
“这邹望就这么大的能耐？”“嗯，是呀。您不知道，无锡有三大富，这三大富平日里交结广泛，就是京城里的达官显贵们都与他交好。自从抓了邹百万之后，那两个大户也给我捎信来，如果不放了他，全无锡所有商人都要罢市罢业。”“这么厉害呀！”“是呀。您还不知道呢，听说他们还发了话，您的家人只要在无锡买东西，无论是蔬菜水果鱼肉布匹，所有商人都不会卖给您！”
“胡说！我不信！”顾尚书连忙派家人到无锡街头去买东西，哪成想果然各个商家一听说是顾尚书家的人买东西，无论出多高的价钱也不卖。顾尚书听闻此言，默默无语。这时，门卫拿着一封信来到会客室，“老爷，刚才有一封信扔到了咱们家的门口，看信封好像是给您的！”顾尚书接过信来一看，直吓得脸色苍白：“快，速速命衙役捕快来我这里保护我！”
“顾大人，并非我不愿帮您。跟您说实话吧，今天来拜访您，您知道我为什么要骑马而来吗？”“不知道。为何？”“您不知道呀，今天衙役轿夫听说是来您这里，纷纷说病了不来呀！”“啊！”顾尚书呆若木鸡，“人们常说‘有钱能使鬼推磨’，看来真是如此呀！我堂堂一尚书今日败矣！”
究其顾尚书失败的原因，乃在于交通发达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达、商人势力的强大。商人强大之后，结合自宋代以后出现的“官无封建，吏有封建”的历史事实，便形成了“官斗不过商”的情况。吏是当地人，且工资不由财政支出，全靠盘剥百姓和商人贿赂，自然形成了依赖商人的情况。而不仅仅是吏，后期的官与官斗、皇帝与官斗，斗的背后都站着商人。
明朝中后期的一些皇帝曾经对商人势力进行过抑制，但效果并不好。例如，万历年间尽管对商业的剥削比较严重，但明代中后期的商业仍然总体上获得了长足发展。在万历时期，商人不但已经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在朝中已经培植了强大的代言人势力。魏忠贤和东林党的冲突，其实就是皇权与商人势力的斗争。到了明朝后期，特别是南明政权时期，商人（更具体地说是官商）已经把控了朝政。
商人把控中央级的朝政可以说是在天启、崇祯朝非常明显。但早在嘉靖年间，一些地方政权就已经被商人垄断，地方政府官员在某种程度上也要听命于富商巨贾，无锡邹望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案例。
在军队中享有声望的王崇古，是张居正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代中后期国内贸易随着交通的发达，以前南北货物难以大规模交换的现状被彻底改变。南方以卖方身份出现在北方市场，主要供应丝织品、瓷器、棉布、木料、纸张、漆器、有色金属、皮革等。北方输出的商品大多是棉花、羊毛纱线。
商业的高度发达则直接促进了城市发展，例如淮安因为运河而兴盛，它被荷兰大使霍姆在1644年称为“中华帝国的第八大城市”。
除此之外，就像今天的深圳在十几年间由小渔村变成大城市一样，明代京杭大运河的繁荣，也使得一些之前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成为皇帝心目中重要的地方。例如，因为大运河的徐州段水流比较急，为了行驶安全，政府便修建了一条备用运河，1587年在这条备用运河的某个地方修建了一个名叫“夏镇”的地方。而17世纪初，皇帝便派了一名亲戚坐镇此地专管收税。
在万历、崇祯年代，由于水路交通的大发展，国内贸易、国际贸易的兴盛，中国逐渐形成了十五大城市，它们是：北京、南京、杭州、镇江、广州、福州、苏州、上海（当时称松江）、淮安、扬州、临清、济宁、扬州（主要是今天扬州下辖的仪征市，当时称仪真）、芜湖、景德镇。城市的发展又带动了官与商的合流，最终到了万历年间几乎到了“无官不商”的地步。东林党主要成员的出身虽然大多为中小商人家庭，但他们对于商人的同情是毋庸置疑的。那个时期，四分之三的进士、举人是商人出身。
仅拿明代晋商典型的张家、王家为例。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礼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张四维之所以成为首辅，在政治上，靠的是他舅舅王崇古（兵部尚书、陕西总督），而王崇古的爷爷王馨是河南邓州学政；在经济上，则靠其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岳父王恩、大舅子王诲、二弟张四教、四弟张四象等这些大商人。王崇古的父亲王瑶、哥哥王崇义、从弟王崇勋、伯父王文显、姐夫沈廷珍和外甥沈江均也是大盐商。
盐在中国封建社会是除农业税外第二大税种，靠它无论走私还是官营垄断都出现了巨富。元朝人沈万三（纠正民间谣言，如果真和朱元璋都过，那也是他的儿子。朱元璋当吴王前沈万三就已经死了）据说就是靠走私盐。而明朝的盐主要被晋商垄断着。
张家、王家在联姻的同时，还与大学士马自强家联姻，而马自强的兄弟马自修也是大商人。三家联合几乎垄断了当时的盐业市场。以至于御史永郜为此愤怒地说道：盐法之所以败坏，就是被权势之家所垄断。因此，官商家族成为明代非常明显的特征，也是商人与官员进行争斗的后台。
商人的势力增强并不仅仅表现在官商一体化以及官商斗争上，更体现在商人的生活方式、思想上，商人的经营方向影响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而这又是晚明出现社会风气奢靡化的根本原因，也是败明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