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改革，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整顿，尤重于经济的改革，企图扭转嘉靖、隆庆以来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局面。经过十年的呕心沥血，张居正改革一举扭转了嘉靖、隆庆时期政治腐败、武备废弛、财政匮乏的局面，使得步入末期的大明一度出现了中兴的景象。然而，本该让大明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的张居正改革，为何却成了回光返照?张居正改革给明末时期造成了哪些不利的影响?
嘉靖、隆庆之时，大明的危机已经遍布方方面面。政治上，官员冗滥、吏治败坏;经济上，府库空虚、财政困难;军事上，武备废弛，边患愈演愈烈。此时的大明一只脚已经踏入了深渊。面对如此严重的危机，大明帝国的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呼吁进行改革，嘉靖、隆庆之际担任内阁首辅的徐阶和高拱已经着手进行了某些局部改革。
这种情况下，张居正改革实际上是顺应这种潮流的推波助澜，所以张居正改革一开始就获得了大明帝国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的一致支持。张居正改革进行了十年，取得的成效相当卓著，官吏们在考成法的约束下再度令大明帝国的行政机构开始了高效运转、财政上得益于一条鞭法的推行竟然积攒下了足够十年支用的钱粮、武备和边防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可以好不夸张的说，张居正仅凭着一己之力就将大明帝国踏入深渊的那只脚给拉了回来。如果在此后，整个大明帝国都能安心的顺着张居正改革的方向一路前行，定然能够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然而，被张居正强行拉回了一只脚的大明帝国上下不仅没有对张居正心生感激，反而十分生气的责备张居正：“你拉疼我了!”看来农夫与蛇这个寓言故事之所以能流传千年，不是因为人们从中吸取了教训，而是因为农夫和蛇一直都有。
第一个站出来喊疼的是万历皇帝朱翊钧，他认为张居正改革中的考成法压制了至高无上的皇权，于是他决定对张居正“反咬一口”。万历十一年，距离张居正去世仅仅一年零四个月，刚刚亲政的皇帝朱翊钧以“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的罪名，下令革去张居正的官职、封赏和赠荫，并查抄家产。
其实张居正推行考成法的本意是想通过“内阁监管六部、六科和都察院，六部、六科和都察院监管其它各级行政机构”的办法来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但是他忽略了大明帝国皇权、阁权和部权三位一体的权力平衡结构，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是维持大明帝国政局平稳的基础，而张居正却不管不顾的一把将这种平衡给打破。
平衡被打破后，张居正担任首辅的内阁不仅权力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也同时成为了改革的唯一中枢。接下来改革是能顺利推行了，可皇权与部权却受到了阁权的压制。对此，万历皇帝朱翊钧自然是相当愤怒，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前文张居正去世后被治罪的那一幕。
有了皇帝第一个站出来喊疼，官吏们和百姓们肯定也会群起效尤，官吏们认为张居正改革中的一条鞭法损害了自己的利益，百姓们认为自己根本没有在一条鞭法中获得多少好处。当大明帝国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纷纷站出来喊疼了之后，他们也得到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张居正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既然张居正坏的很，那该怎么办呢?他们共同看了一眼近在咫尺的深渊，然后一致决定将张居正改革踹下深渊。但是他们同样也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张居正改革早已跟大明帝国上下通过一根绳索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一旦张居正改革被踹下深渊，他们也将跟着坠入深渊。
张居正改革是大明帝国由乱到治、由衰到兴的最后一次契机，它本该让大明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没想到却硬生生的被弄成了回光返照。
多年后的崇祯十三年，面对在内忧外患中极速坠入深渊的大明帝国，皇帝朱由检发出了“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相一”的悲叹，可是世间再无张居正!
张居正改革给明末时期造成了哪些不利的影响?
一、内阁受到打压
张居正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推行考成法，而考成法的第一步则是对明代顶层行政结构的重建。在明代原本的顶层行政结构中，内阁实际上仅承担了宰相的部分职能，它对上辅佐皇帝理政，对下协调六部。
可当时皇帝朱翊钧只有十岁，即使有了张居正的辅佐，他也无法成为改革的最高决策者，并且张居正还认为内阁对六部仅有协调之权，无法从根本上保证改革的顺利推进。所以，在完成重建的顶层行政结构中，内阁首辅张居正取代了皇帝成为改革的最高决策者，而六部也相应的成了内阁的下属行政机构。
这种情况下，大明到底是姓朱还是姓张就成了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张居正去世后不久，时年二十一岁正值血气方刚的皇帝朱翊钧顿时就被这个问题气的暴跳如雷：“好你个张居正，我支持你改革是让你挽救我大明江山社稷的，不是让你来替我当皇帝的。”就这样，考成法成了皇帝朱翊钧眼中最大的弊端，于是他立即下诏废止了考成法。
不仅如此，为了防止内阁中再度出现类似张居正的人物，从朱翊钧开始，明末时期的历代皇帝都大力打压内阁，尤其是崇祯皇帝朱由检继位之初竟然通过抓阄的方式选阁臣，内阁变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存在。
在我个人看来，崇祯朝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内阁职能的缺失：尽管皇帝朱由检十分勤政，但由于缺失了内阁的辅佐，导致他很难抓住重点;尽管六部不乏人才，但由于缺失了内阁的协调，导致他们本该投入到内忧外患中的精力却浪费在了内耗中。
其实魏忠贤能挽救大明的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明熹宗朱由校把得罪人的活和杂活统统交给了魏忠贤，自己只专心处理国家大事，并且在魏忠贤的弹压下，六部也不至于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内耗中。所以说，张居正改革对明末时期造成的第一个不利影响就在于考成法引起了皇帝对内阁的打压。
二、宦官集团乘机崛起
在皇帝打压内阁的同时，六部为了恢复跟内阁平起平坐的地位也开始了同内阁的争斗。随着阁部之争的日趋激烈，宦官集团乘机崛起，而宦官集团的崛起不仅直接促成了魏忠贤柄政局面的形成，还使得明末时期的朝堂纷争更加的激烈和复杂。所以说，张居正改革对明末时期造成的第二个不利影响就在于宦官集团乘机崛起。
三、党争的全面爆发
面对由皇帝、内阁、六部和宦官之间相互争斗所造成的严酷政治环境，那些失意的中下级官僚和士子们只能通过结成大大小小的学社来抱团取暖。当这些学社被不同的政治抱负和利益诉求整合成若干个更大的政治势力时，明末时期的党争就会全面爆发。
与此同时，那些在张居正改革中利益受到损失的阶层也纷纷通过结党来保全自己的利益，比如说齐、楚、浙等党保全的是大地主、大官僚阶层的利益，东林党保全的是中小地主和官僚阶层的利益，他们之间为了争权夺利进行了长时间的争斗。
这样一来，明末时期党争的激烈性和复杂性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由此引发的恶果就是朝堂上的混乱、无度和战争上的连连失利。所以说，张居正改革对明末时期造成的第三个不利影响就是促成了党争的全面爆发。
张居正改革之所以会对明末时期产生这些不利影响，其根本原因并非是改革措施上的缺陷，而是由于那些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人或势力的短视所致。如果他们能看得长远一些，不仅他们能获得更大的利益，大明也能重获新生。可惜，历史没有如果，他们的短视使得大明和他们一起坠入了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