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义上说，军事文书是指在战争中指导军队作战、报请战术策略、传达军队战况、联络作战各方的公务文书。战争年代，军事文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方面，它起到联系军中上下层级、反映实时战况、部署战略方针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它也是提升军队士气、打击敌方势力的精神武器。三国时期，魏、蜀、吴竞相争雄，战争不断，也涌现出大量优秀的军事文书，颇具深厚的研究价值。清代严可均编纂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书中，所辑三国军事文书有百余篇。综观这一时期的军事文书，按具体功用可分为三大类型，即：军令类文书、军事报请类文书、战方往来类文书。这三类军事文书在功用、文种、结构、内容、语言上各有特色，并形成了三国时期军事文书的独特语体。
一、军令类文书
军令文书是战时由主公或将领颁布战争指令、调整作战方针、鼓舞军中士气的文书。这类文书是典型的下行文书，出自主公或主将，旨在及时向全军发布作战指令，指导各级军士具体战术，具有高度权威性。三国时期军令文书的文种主要集中于令、诏、教三种。
令，多为主公发号施令所用，如曹操《军令》、《船战令》，刘备《攻成都令军中》等。此类军事文书行文简明，语气威严，内容涉及对作战方法、军队纪律的命令指示。指令开门见山，直述要点，结尾处多强调违令后果，如“察违令不进者斩之”、“违令者斩”等，凸显命令的权威性和森严性。
诏，同样是由主公发出的军令文书，但相比令，诏的适用范围更广，不仅仅局限于对具体作战方针的指导。军诏的内容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是对战役的宏观部署，如曹丕《伐吴诏》；二是对将军的任命派遣，相当于给将军的任命书，如曹丕《诏征南将军夏侯尚》、刘禅《诏蒋琬屯汉中》；三是向军中宣布重大决定或重要事项，如曹丕《敕还师诏》、高贵乡公《犒赐破蜀将士诏》；四是临戎宣言，力言敌方之恶，同时表达雄心壮志，提升将兵士气，如高贵乡公《临戎诏》、刘禅《出军诏》。作为军令文书的诏，篇幅略长于令，在部署事项时常常先交待事由，行文过程重分析，切要点，语言简练有力，权威性强。
教，是三国时期常用的文种之一。三国军事文书中，教是由主公或主臣发出，指示将兵作战方法或作战思想的文书。教文涉及广泛，有应用于指导作战颁布指令者，如曹操《征吴教》，此“教”与“令”内涵相当，但由于发布者此时并非君主，所以只能用“教”而不用“令”。也有的教文用于和军中将士沟通，如诸葛亮《教与军师长史参军掾属》，全文为辞恳切，循循善诱，表达对下属将士的殷切期望。与令、诏相比，教的使用者多为军中主臣，行文范围较广，弹性较大。
二、报请类军事文书
报请类军事文书，是战时将臣向主公报请事项、提出建议的文书。三国时期，这类文书的常用文种有表、疏、状、奏、露布、对诏等。按照具体功能，报请类军事文书又可分为进谏、献策、告捷三类。
（一）进谏文书
在征伐问题上，将臣常常根据敌我实力、地域特征、天象气候等综合因素分析征伐的利弊，从而向主公进谏。如曹植《谏伐辽东表》、华歆《谏伐蜀疏》、王肃《谏征蜀疏》、蒋济《谏遣田豫王雄攻辽东》等。以曹植《谏伐辽东表》为例，全文以谏言勿伐辽东为主旨，开篇直述辽东复杂地形与当前“师疲力屈”的现状，表明“诚未易攻”的看法。接下来分情况讨论，若攻克，从征伐所耗费的财力人力等方面来看，“所获不如所丧也”。若失利，则进退维谷，威胁重重，“东有待衅之吴，西有伺隙之蜀，吴起东南则荆阳骚动，蜀应西境则雍凉参分”。进而提出观点，认为当今之务为劝课农桑，稳定国基，而非“劳神于蛮貊之域”。进谏主旨鲜明，逻辑分析严密，劝导层次清晰，可谓此类文书的经典之作。
（二）献策文书
承担献策功能的军事文书用于在某一场战役中，将领或臣子根据实时战况，向主公请示作战策略。如满宠《请备无强口疏》、卫臻《奏拒蜀》、王基《上疏请守便宜》、步骘《表言塞江》等。此类文书语言简要，直指要害，较少铺陈，重在表策。以满宠《请备无强口疏》为例，此疏作于太和三年，曹休率军入合肥，满宠上疏献策，认为曹休所行之道“背湖旁江，易进难退，此兵之洼地也”，是作战不利的地形，因而谏言“若入无强口，宜深为之备”。从地势和实力分析，推测此战险处在无强口，请示主公做好战略防备。但据《三国志》卷二十六记载，“宠表未报，休遂深入。贼果从无强口断夹石，要休还路。休战不利，退走。”献策未成，曹军失利。可见，战事频频的三国时期，献策文书的有效撰制和通报，对战局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而献策文书本身亦是谋臣战将韬略智慧的体现。
（三）告捷文书
三国时期的告捷文书常使用表、露布等文种。报告胜仗，有侧重战况报道者，如诸葛亮《表上武功事》，文章言简意赅，将战役中遣将、用策、战法、胜因逐个交待，笔法平实干练。也有侧重向主贺喜者，如锺繇《贺捷表》，文章在叙事前先作铺陈，以“戎路兼行，履险冒寒”表战争之艰难。其次描述敌我两方交战场面，继而表明胜况。接着表达贺喜之意，“奉闻嘉囗，喜不自胜。望路载笑，踊跃逸豫。臣不胜欣庆，谨拜表因便宜上闻”。在记述的同时注重铺陈，强调抒情与叙事的有效结合。
三、战方往来类文书
三国时期战争频繁，文书往来成为作战各方的主要交流方式。根据收授对象和承担职能不同，战方往来文书可分为沟通和讨伐两种性质。
沟通性质的军事往来文书用于盟军之间互相交流，常用文种有书、笺等。三国之战，常有结盟，盟军之间的文书往来，是了解军情、沟通战略的重要方式。此类文书文辞谦逊，言语恳切，内容多为对战略的部署、对盟友的建议、对战局的判断等。如诸葛瑾《与刘备笺》、陆逊《与关羽书》等。讨伐文书常用檄、表等文种。这类文书旨在声讨敌方恶行，壮大征伐声威，从而打击敌方势力，提升己方士气。其中，檄文常以讽刺辛辣、论述缜密、言辞犀利著称，是讨伐文书的典范。以陈琳《为袁绍檄豫州》为例，文章笔触精炼锐利，针对曹操“罪状”，历历盘点，层层剖析，出语辛辣，用词犀利。陈述其罪行，如“专行胁迁，当御者禁，卑侮王室，败法乱纪”；形容其恶劣，如“豺狼野心，潜包祸谋”、“除灭忠正，专为枭雄”。文风刚健，义理晓畅，字字带刃，声声有力，将讨伐文书的煽动性和号召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四、三国时期军事文书的语体特征
语体是适应不同交际功能、不同题旨情景需要形成的语言运用体系。军事文书与其他文书的重要区别，在于其情境的特殊性。文书的撰写、收授、审阅都发生在战争期间，文书的内容都紧紧围绕战争，文书的功能都是为作战服务。在这种特殊情境下，文书的遣词用句、表辞达意都带有鲜明的军事语体特征。这种语体特征体现在如下三个层面。
一是专门化的军事术语。三国时期的军事文书中，已出现一系列专门化的军事术语。指导作战流程，常用“出营”、“至营”、“至营讫”、“竖矛戟”、“舒幡旗”、“鸣鼓角”等术语；部署作战形式，不乏“船战”、“步战”、“以水攻阵”、“以陆横击”等专门词汇；分析作战策略，常见“千里运粮，非用兵之利”（华歆《谏伐蜀疏》）、“以逸而待劳，乃兵家之所惮”（王肃《谏征蜀疏》）、“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盖自古之政”（锺毓《与曹爽书止增兵伐蜀》）等用兵克敌方略。这些军事术语针对性明显，实际应用性强，与战争情境紧密相合，是军事语体的鲜明体现。
二是表辞达意的策略性。三国之战，是战场厮杀，更是智谋博弈。一些军事文书为了有效发挥功用，表辞达意时也会施加策略，以技巧性的表达展现军事语体的灵活性与谋略性。以曹植《谏伐辽东表》为例，在建议主公不要攻伐辽东时，其并没有以传统方式列举利弊，而是采取“让步”思维，正话反说，先分析若出兵伐辽东会导致的几种结果。若胜，虽可“屠襄平之城”，却“不足以偿中国之费”；虽可“虏其民”，却“不足以补三军之失”，获利远不及损失。若败，则“旷日持久，暴师于野”，损失更大。综合分析，无论胜败，攻伐辽东都会得不偿失，实非明智之举。如此建议，层次清晰，道理明确，以反说代正说，既有充分的情境意识，又有到位的逻辑推理，其效用远胜于传统的正面陈述法，足见这一时期军事语体在表辞达意上的技巧性与策略性。
三是明确的对象区别意识。面对不同的收授对象，三国时期军事文书在撰文语气上体现出明确的区别意识。首先，“上下有别”。军中等级森严，主公与将臣之间的文书，行文方向不同，撰文语气也大有区别。军中下行文，如令、诏、教等军令类文书，用于主公发号施令、指导作战，语气果断坚决，带有命令色彩，常以“必”、“宜”、“速”、“勿”、“不得”等词缀于句首。军中上行文，如表、疏、奏等文书，旨在向主公进谏、献策、告捷。用语谦卑循礼，常以“臣诚愿”、“臣愚以为”等谦词引出进谏内容，再以“唯陛下裁察”、“惟公侯详之”等敬语结篇，竭力突出语气的请示性、报告性、建议性色彩。
其次，“敌我有别”。军事文书中，敌我之分极为明显。声讨敌方文书，如檄、表者，用词辛辣，语气激烈，常用“贼”、“小子”、“匪民”等贬义之词称谓敌方。声讨敌方罪行，也极力贬低丑化对方，放大对方恶行，如《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中：“刘备背恩，自窜巴蜀。诸葛亮弃父母之国，阿残贼之党，神人被毒，恶积身灭。”而盟军之间的军事往来文书，则强调并肩作战、同仇敌忾的结盟意识，用语谦和有礼，字里行间带有钦佩感恩的情感色彩，又不乏互相勉励的盟友意味。“愿降心存纳，以慰将命”（马良《为诸葛亮与吴主书》）、“敌国败绩，利在同盟”（陆逊《与关羽书》）等宽慰式语言比比皆是。
再者，“强弱有别”。胜败乃兵家常事，战争频繁的三国时期，强与弱的实力悬殊也会随着战争胜败发生逆转。这种逆转在军事文书中亦有所折射。以孙权与魏之间的四篇军事文书为例，不难看出吴国由强转弱、由盛转衰的过程。第一篇《与曹公笺》，语气平缓，言谈宽敬，文末建议“公宜速去”，可见双方势均力敌。第二篇《别纸与曹公》，全文仅“足下不死，孤不得安”八字，强势气焰可见一斑。第三篇《上魏王笺》，从标题谦词即可看出地位的悬殊，全文语气谦卑，注重请示与商量，处处体现称臣意味。第四篇《卑辞上魏文帝书》，更是将吴国弱势地位体现得淋漓尽致。标题中“卑”、“上”等词已点明文书收授者与撰文者之间的上下层级关系，而文中“求”、“乞”等卑词的运用，更是将弱国无力惶恐的心态表露无遗。
综观三国时期的军事文书，文种充足，职能明确，内容充实，文风简练，结构清晰有序，技巧运用娴熟。这一方面与战乱现实密切相关，频繁的战争为军事文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三国主公识才用才，大量的军事将才与谋臣在这一时期涌现，为军事文书实用性、智谋性、艺术性的提升打下坚实基础。效用与魅力并存的三国军事文书，见证了这一传奇性的历史时代，也成为后世军事文书撰写的参考典范。
参考文献：
[1]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陈寿.三国志[M]湖南：岳麓书社，2011.
[2]许同莘.公牍学史[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9.
[3]王兆芳.文体通释[M].北京：中华印刷局，中华民国十四年十月版.
[4]钱仓水.文体分类学[M].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