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盘庚以降，商族贵族离心离德已日渐难制，商帝的祭祠、行政、军事难以展布，因而到帝祖甲时，废除贵族公议，形成君主集权，加大王族势力。但受商代以氏族为社会基本组织单元的社会现实的影响，贵族的势力仍难以抑制。这些贵族都有商帝亦难以拔除的基本势力，因而商帝势力强的时可以压服，一旦商帝势力稍弱，贵族便各自为政，乌烟瘴气。因此，自帝武丁以后，商王朝“圣贤之君六七作”，大部分时间商帝是强势力的。
商王朝中央已对周边的诸侯方面失去控御能力。诸侯方伯时附时叛，时时骚扰、袭击，尤其是东夷，竟多次涂入王畿掳掠。东夷原本商王朝盟友，后来虽然发生过龃龉，但不影响大局。但自武功赫赫的帝武丁惩灭坐大的方伯大彭、豕韦后，东夷再无人可制。虽武丁一朝服贴，但给后世商帝留下隐患。帝武丁可谓为一时之忿而自毁长城，因此，六七帝而东南不宁。自帝武丁迄帝辛，对东夷用兵就未停过。而在西边，周人自帝武乙时已渐孳大。至帝文丁，周季历继续骄横征伐，被帝文丁所杀、至帝辛时，周侯昌变本加厉，已成西方大患。
整个商族，由于数百年的兴盛，商族好酒之风甚盛，自商帝、王公大臣以至庶民酗酒成风，疲态尽显，奢侈享受、贪生怕死，自私短视，“朋家作仇，胁权相灭”，一派衰落腐朽的模样，而且以至于“一国失日”。这就是帝辛继位后的局面，一个内部四分五裂、外部群强环伺的老大帝国，帝辛再英明，亦未能起死回生。
当时，帝祖甲的礼制改革已逐步取得了正统地位，嫡长继承制的王位传承已取代兄终弟及而成为主流。因此，微子启虽然是帝乙的长子，并与帝辛是一母所生，但因为其母生微子时地位尚低，故微子为庶出。而其母被封为王后以后，生下了辛，所以其为嫡出。帝辛的即位，对微子启的打击非常大。微子启素有贤名，其朋党也非常多，几乎与帝辛成抗衡之势。故而终帝辛一世，微子一派始终是最坚决的反对派，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在帝辛的强力打压下，铤而走险，通敌卖国，与周人勾搭而奸，不惜一切代价地颠覆帝辛政权。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牛，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
王族中的箕子、比干亦是礼制改革的坚决反对者。因为按兄终弟及制，他们都是有机会登上王位的。而拜嫡长继承制之赐，则彻底没了希望。这些心怀怨恨的王族大臣，在对待礼制改革上，是与微子一派同仇敌忾的。虽然他们的目的未必尽然相同，但制掣肘、削弱、打击帝辛方面却是一拍即合。这些王族勋贵与微子一派或分或合，虽不象微子一派那样丧心病狂，通敌卖国，但却是帝辛实实在在的反对派。帝辛虽名义上是王族的最高代表，实际上在王族得到的支持是十分有限的。
帝辛继位后，重视农桑，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国力变得更加强盛。帝辛敢于革除先王旧弊，不再屠杀奴隶和俘虏。而是让他们参加生产劳动，补充兵源，参军作战。他蔑视陈规陋俗，不祭祀鬼神；他选贤任能，唯才是用，不论地位高低；择后选妃，不分出身贵贱，立奴隶之女妲己为后，宠幸倍之，唯言是从。
帝辛即位元年即命九侯、虞侯，邗侯。四年，大搜于黎——即《左传》所谓“纣为黎之菟而东夷叛”者，在西边举行军事演习以震慑西部诸侯，尤其是周人。九年，伐有苏，获妲己。二十二年，大搜于渭，囚西伯昌，在解决了西部威胁后，帝辛掉头东征、南伐，对时常侵袭至王畿的东夷进行讨伐，倾全国之力以期灭掉百年来的肘腋之大患。
商与东夷之战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极大的苦战，经数十年方决出胜负。打退了东夷向中原扩张，并且把商朝势力扩展到江淮一带。特别是讨伐徐夷的胜利，把商朝的国土扩大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沿海。帝辛对东南夷的用兵，保卫了商朝的安全。帝辛统一东南以后，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向东南传播，推动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而此时商王朝所有的精华已消耗殆尽，虽然是战胜者，俘虏、财货无数，但帝国已成空架子。以帝辛之英明强势，只能将周人在西部征伐视若不见，而是极力地消化战果，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抚平战争的创伤。
帝辛在位后期，居功自傲，耗巨资建鹿台，造酒池，悬肉为林，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使国库空虚。他刚愎自用，听不进正确意见，对四分五裂的内部庞大的反对阵营进行分化、打压，不惜采取高压手段，杀比干，囚箕子，逐微子，失去人心。
一直被帝辛强势压制的反对派在关键时刻给虚弱的商帝国致命一击——大夫帝甲、内史向挚、微子先后逃到周，向周人出卖了帝辛极力隐盖的帝国真相，引导周人乘虚而入，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联合西方11个小国会师孟津，乘机对商朝发起进攻，牧野之战，大批俘虏倒戈，周兵攻之朝歌。帝辛登上鹿台，“蒙衣其珠玉，自焚于火而死”，商朝历史到此结束。
帝辛死后，葬于淇水之滨，现在还有他的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