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统治的晚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在清朝晚期的时候，清朝为何办不好外交？清政府为何会丧失与其他国家外交的能力?
一说到清王朝，你或许多少会想起一百多年前的那段屈辱历史：堂堂天朝上国，竟然被西方列强打得抬不起头来。咱们都知道，这是清王朝盲目自大闭关锁国，导致整个国家和社会都严重落后于世界造成的。别说当时的老百姓了，就连当时的朝廷，对世界也是一无所知。许多当时朝廷在外交上因为无知而造成的尴尬故事。随便看其中的几个例子，你就知道当时的朝廷有多么落后于世界了。
先不说清朝末年，咱们看看康熙和雍正时期的外交，当时清朝还算强盛吧？结果呢，人家俄国派外交使节来朝见皇帝，当时的清朝竟然要人家的大使行三跪九叩大礼。外交使节代表的是一个国家，显然人家不乐意做出这种有辱国格的行为。康熙皇帝很不高兴，事后批复说，俄罗斯这个国家是野蛮的国家，咱们以后要找机会好好教化他们。
那后来是怎么教化的呢？在正式递交国书的时候，庞大的使团竟然当着女皇的面集体下跪行叩拜之礼。看得俄国朝野上下目瞪口呆，直到俄国宣读完国书，这只庞大的使团才在恢弘的“吾皇万岁”声中轰然起身。而当女皇让使团回使馆休息时，这帮外交大臣竟然又统统跪下向女皇致谢。当时的朝廷以为，这样可以让俄国人好好学习礼节，却不知这种毫无个体人格的行为，反而让国际社会知道了什么叫做奴才。
后来咱们都知道，鸦片战争一开打，全世界都看清楚了清朝不过是个外强中干的软柿子。到了咸丰年间，朝廷再也拽不起来了，就不伦不类地成立了一个总理衙门，这玩意儿就相当于是一个外交部门，办起事来，那可是不折不扣的衙门作风。比如说，当时的英国外交官就说，这帮中国的外交官员，办事作风与国际外交规矩完全不同，其他国家大使之间办事单刀直入，而中国官员得先端上茶水点心，然后请王公大臣陪坐，陪坐的大臣跟小孩子一样毫无主见，完全就是陪衬，只会唯唯诺诺地等亲王说话，然后附和“对对对，好好好”。于是当时国际社会都蔑称中国的外交是儿戏，私底下人家还取笑咱们，说清朝的大臣就跟小孩子一样，一边打他们一边抚慰他们，是对付这些外交官员们的最好办法。
你可能会觉得，毕竟咱们落后了很多年，刚开始跟国际接轨，总得花点时间学习吧？然而即使当时清王朝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了，朝廷私底下还是很鄙视西方人，觉得向他们学习是一种耻辱。当时的总理衙门想派一支考察团去欧洲学习，这放在今天，大使出访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对吧？结果你猜怎么着？当时的大小官员竟然都避之不及，谁也不想代表国家去欧洲学习交流。
就连当时的朝廷领导也否认出访的是考察团，而只是搜集情报的观光团。结果考察团回国后，详细汇报的都是欧洲的风土人情啊、高楼大厦之类的东西，对真正关键的国家是怎么运作的，西方人的政治制度则一笔带过，还真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旅游团。
这种无知还不止体现在下面的官员，就连当时的中堂大人李鸿章，出访外国时也是丑态百出。李鸿章访问法国时，人家法国外长为其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按照礼仪，两国首脑要高唱各自的国歌。腐朽的清王朝哪有什么国家的概念，更别说国歌了。结果呢，李鸿章竟然当场唱了一段自己家乡小曲儿作为国歌，清王朝那是颜面尽失。
又比如，李鸿章参加俄国沙皇加冕仪式时，人家皇后向他伸出手来示意吻手礼，堂堂一个国家中堂，竟然事先完全没有做好功课，还以为皇后在向他索取贿赂，竟然把慈禧太后送给他的钻戒就这么送人了，让俄国朝野看得瞠目结舌。
以上只是清朝在外交上出糗的几个例子。你看，一个诺大国家的领导层，竟然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愿意认真与世界接轨，还守着老一套的祖宗规矩不思进取。所以呀，我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这可不仅仅是说在科学技术这些硬实力上，咱们一定要奋起直追；而在国际交往这些软实力上，我们同样也得虚心学习。否则，当我们在外交礼节上洋相百出的时候，那其他国家就会笑话咱们，不跟我们做朋友。在国际上连朋友都没有，怎么能不落后挨打呢？
清朝为何办不好外交?
自古以来，一个国家的治理都绕不开两件大事：一曰内政，二曰外交。早在先秦以前，中华大地上的诸侯国之间就一直互派使者，进行着频繁的外交活动。合纵连横之争，更是左右了天下大势，可见外交之重要性不亚于用兵。这个时期的外交，是基于国与国之间的对等关系的。但自秦汉以后，大一统王朝的出现，人们逐渐有了“中国”的观念，有了华夷之别。中原王朝与“外夷”之间，对强者和亲纳币，对弱者受贡施恩，逐渐失去了与外国开展平等外交的能力。
到了清朝以后，清政府自视为“天朝上国”，更是没有平等外交观念。当乾隆时期英国使者马戛尔尼访华时，主持外交的礼部还以为他们是来纳贡。得知马戛尔尼是来请求通商，而非称臣纳贡之后，乾隆便以中国无需与外国互通有无为由，驱逐了他们。因此，自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工业革命兴起之后，世界各主权国跟随时代潮流开展丰富的交流活动，科技文化互相渗透。而此时的清朝，却闭目塞听，将自己隔绝于世界洪流之外。
直到1861年，清政府才正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让各国大使馆进驻北京东交民巷。再过了15年，到1876年，清政府才正式设立驻外使馆，向外国派遣驻外大使。而上面这两件中国外交史上的里程碑事件，都并非是因为清政府自身想要做好外交工作，而是迫于洋人压力，被逼进行的。
一、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受各国公使进驻，是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惨败，不得已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二、1876年设立驻英使馆，是因为英国大使馆的翻译马嘉理因不听劝告，在云南挑起冲突被杀，清朝派老臣郭嵩焘到英国向女王致歉时顺道设立的。
中国近代外交工作的发轫，并非出于自愿，因此清政府一开始就对此存有抵触情绪。加上殖民扩张时代的列强自带掠夺基因，不少洋人在中国为非作歹，又因其在华特权可以逍遥法外。因此中国人对洋人的态度，就从过去的轻视和不屑，一下子转变为仇视和忌惮了。
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清朝即便有了外交部门，但却没办法办好外交。
一是因为清以来之士大夫认为西学乃“奇技淫巧”之末流学说，大多数不愿意委身于涉外事务，将驻外任职视为流放，觉得是一种惩罚，因此外交人才极其缺乏。
二是极少数有能力也热心于搞外交的人才，因为当时的观念和风气，不仅会遇到巨大的舆论压力，还会遭遇同僚掣肘。
比如清朝首个驻外大使郭嵩焘，为了给清政府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以60多岁的高龄去学习英语，但这却被他的副手斥为汉奸之举。他将出访外国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寄回国内，因为说了英国的好话遭受朝臣弹劾。只有其他外交官们反馈的诋毁外国、歌颂清朝的信件，才被认为是忠直之言。
郭嵩焘虽称得上晚清政坛上难得的一位人杰，但遭受如此压力，仍忍不住写信向好友沈葆桢抱怨，说：“嵩焘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更不复以人数，英使且以谢过为辞，陵逼百端，衰年颠沛，乃至此极，公将何以教之？默察天下人心，洋患恐未有已也。”
正如郭嵩焘所言，清朝的外交工作，他是唯一干活的人，却被大家骂得最惨。他人见此情状，若非有大能力大毅力者，必不敢涉足洋务。清朝越没有真正的外交人才，外国就越不会对中国平等视之，而清朝举国上下又盲目排外，因此未来恐生大患。事实上，20多年后慈禧太后向列强宣战，就是因为端王载漪伪造了一份外国情报，朝中却无人能通过正式的外交手段进行确认。慈禧才听信谣言，一时头脑发热，导致了八国联军入侵的惨剧。郭嵩焘当年所预言之“洋患未已”，实可称为先知也。
是什么原因导致清代后期外交能力大大下降？
事实上，这与清代的统治模式密切相关。早在明朝末期，周边环境极其恶劣。明朝和蒙古骑兵也不断地骚扰着女真族，甚至看似无害的朝鲜也愿意为明朝提供支持。这样的三面敌情，使满清在任何时候都要面对至少两个方向的攻击。幸好明朝的进攻布局效率低下，否则这个刚刚发展起来的势力可能已经被毁坏了好几次。
满清始终处于三面敌对的困境，因此后方资金必须以最有效的方式对领土主体进行挤压，以快速收获有限的资源，达到三线作战的理论水平。幸好建州女真与关内交往已久，逐渐熟悉了明代独特的管理模式，他们很快模仿了明朝的管理模式。因此皇太极并不断加强编户齐民制度的建设，希望利用汉族法律赋予的特权，在短时间内开采出超过正常生产水平的资源。
然而，这种高压统治的模式不可能说服满族不守规矩的勇士，所以只能加大给他们的补贴。因为皇太极担心压迫太大，会使得这些领地主们举兵反抗，于是便一直对他们客客气气的。但是当清朝进关以后，汉人的数量远比满人多，皇太极为了加强管理，于是便大肆压迫汉人。并且将汉人分配到每个领地中成为奴隶。
因此，在特定时代诞生的体系，反过来又助长了舒适环境的全面退化。经过几代人的继承，清朝的统治者越来越像那些被自己打败的明朝统治者。尽管满洲、蒙古和西部地区在18个省之外，仍然有封建地区。但总的来说，皇帝现在可以更多地依靠官僚机构来指挥命令。不仅不再有平等的外交目的，而且很难找到一个对自己有某种约束力的君主。
十八个省区舒适优越的环境迅速腐蚀了满清统治集团，在多边体制下，满清如何继续保持灵活的外交技巧？晚清的整个历史进程是统治集团试图回避和对抗世界，虽然在初期，双方仍然有求同存异的心。但是因为制度的差异，双方的沟通和对世界的理解，完全不在同一个点上。后来清朝与八国联军谈判失败，才会导致火烧圆明园，以及割地赔款等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