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至清的帝制时代，值得称道的好皇帝屈指可数，除了打天下的开国君主，大多数守成君主，实在难以恭维。何故?这批人从小在深宫高墙之内成长，没有经历磨难，耳边一片阿谀奉承之词，养成刚愎自用、骄奢淫逸的习性。指望他们力挽狂澜，难矣哉!清朝初年的历史学家谷应泰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议论，颇值得细细品味。他说：“人主在襁褓，则有阿姆之臣;稍长，则有戏弄之臣;成人，则有嬖幸之臣;即位，则有面谀之臣。千金之子，性习骄佚，万乘之尊，求适意快志，恶闻己过，宜也。”
当然，也有例外。谷应泰的这段话是在评论明孝宗朱祐樘时说的，在他看来，孝宗就是例外：孝宗恭俭仁明，勤求治理，身边多是高风亮节、敢于直言极谏的大臣，原因在于，他多方征求方正之士，杜绝嬖幸之门，抑制外戚，制裁太监。他在早朝之外增设午朝，频繁召见大臣，访问疾苦，寻求治安之道。所以弘治一代，号称“众正盈朝”。
这和孝宗的素质很有关系。他在太子时期，得到博学多才的程敏政、刘健等人的指点，熟读经史，养成“仁孝恭俭”的品格。即位后仍然手不释卷，经常阅读《孝经》、《尚书》、《朱熹家礼》、《大明律》，稍有疑问立即请教儒臣法吏。无怪乎人们称赞他是明朝最为遵循儒家伦理规范的皇帝。他即位以后，拨乱反正，罢黜佞幸之臣，对内阁、六部作了大幅度的人事调整。
首先触及的是内阁大学士万安。此人可以说是一无是处，不会理政，只会高呼“万岁”，被人讥讽为“万岁阁老”。他升官的法门，就是巴结万贵妃及其兄弟，投皇帝所好，与方术佞幸李孜省互相勾结，紊乱朝政。孝宗即位以后，查获一个文件夹，上面都署名为“臣安进”—是万安的奏折，每一件都是向皇帝推荐“房中术”的秘方。孝宗派太监怀恩带着这些奏折前往内阁，传达他的口谕：这是大臣应当做的事吗?万安无法辩解，一声不吭，只顾叩头。他的名声本来就臭，言官听说此事，接二连三上疏弹劾。孝宗顺从舆论，把万安罢官。
接着被罢官的是另一个内阁大学士尹直。和万、尹沆瀣一气的大学士刘吉，有风雨飘摇之感，向言官们封官许愿，建议皇帝越级提拔言官，希望他们手下留情。这一招果然厉害，言官们都缄默了。但是言官以外还有敢于直言的人。翰林院候补官员张昇首先出来弹劾，说刘吉把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和钳制言路的贾似道，合而为一，是双料奸臣。大理寺官员夏堠上疏弹劾，刘吉的罪状，并不比万安、尹直小。奇怪的是，刘吉屡遭弹劾，依然在加官进爵，人们称他为“刘棉花”—“愈弹愈起”。后来引起皇帝的厌恶，派太监到他家，勒令罢官。
清除宵小之徒，是为了起用德高望重的正直大臣。孝宗即位之初，就想起了刚直不阿的司礼监太监怀恩—因为支持言官抨击传奉官被先帝贬往凤阳，出于敬佩与倚重之心，把他召回。怀恩回来后，立即向孝宗建言：罢免阿谀万贵妃的佞臣，召还刚直方正的王恕。孝宗采纳了这一建议，召回已经致仕的南京兵部尚书，出任吏部尚书，让他负责领导班子的调整工作。
王恕在成化年间就以敢于直言极谏而闻名，先后应诏陈言二十一次，上疏建白三十九次，全力阻击佞幸。朝中官员都倾心仰慕，遇到朝廷大事难以决断，必定请王公表态。当时有这样的民谣：“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佞幸大臣为之侧目，皇帝也颇为“厌苦”，给他一个太子少保的头衔，让他退休。
王恕历任巡抚、侍郎，直至尚书，都在留都南京，一直不受重用，其原因正如《明史·王恕传》所说：“以好直言，终不得立朝。”退休以后，名声愈加高涨，言官推荐几无虚日。孝宗顺应舆论起用王恕为吏部尚书，顺应了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