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政治家或者军事家、思想家，但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的人，是一个终生挣扎、纠结、冲突和矛盾的人，是一个既有灵魂又有体温的人。通过观察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如何俯仰揖让，我们可以切身感受曾国藩在种种艰难面前的犹豫与坚定、拘执与圆通、笨拙与精明，更深入地分辨他的“天理”与“人欲”，更真切地领略他的人格和魅力。曾国藩一生都在变化中。他从“愤青”变为“老奸巨猾”。他早年是一个愤怒青年，因此处处碰壁，动辄得咎。到了中年，经过重重挫折，他才终于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只有必要时和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
曾国藩一生都在变化中。他从“愤青”变为“老奸巨猾”。他早年是一个愤怒青年，单线思维、唯我独尊、愤世嫉俗、矫激傲岸。做起事来手段单一、风格强硬、纯刚至猛、一往无前。因此处处碰壁，动辄得咎。不光是对同僚，就是对自己的亲兄弟，他也成天一副“唯我正确”、“你们都不争气”的神气，处处批评教训，弄得当年国荃、国华到北京投奔他，结果都呆不了多久就返乡了。到了中年，经过重重挫折，他才终于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只有必要时和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只有海纳百川，藏污纳垢，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达到胜利的彼岸。经过这次反思，他从一个愤怒青年变为老庄信徒，他努力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设身处地体谅他们的难处，交往时极尽拉拢抚慰之能事，必要时“啖之以厚利”。以至胡林翼则说他“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这套儒道融糅的老练莫测的神态在官场上如鱼得水。
曾国藩身上的“笨拙”与“精明”，其实也并不矛盾。正是与众不同的“笨拙”，成就了曾国藩非同一般的精明和高明。他的哲学是，直线是最短的距离，简单是最有效的方法，最笨拙其实就是最精明。因此，他创建湘军，选拔将领，专挑不善言辞的“乡气”之人，盖因其敦实淳朴，少浮滑之气。曾国藩一生善打愚战、笨战。他花极大心血去研究敌我双方情况、战斗的部署、后勤供应、出现不利情况如何救援等等，直到每个环节都算到了，算透了，才下定打仗的决心。因为“笨”，曾国藩在一切知识面前都十分谦虚，不敢稍有成见。他不被什么定论先入为主，总是要亲身尝试了，亲眼见到了，才下结论。他由迷信风水相面，晚年转信了天命。他早年之所以信风水，是因为祖母入葬之后，家中接连发生了几件大喜事。他后来又不甚信风水，则是因为又经历了几次风水“理论”与“实践”不符的事实。实事求是的思想方式，使他的思想保持着流动、敏锐、积极的状态。
至于曾国藩身上的清与浊，则更容易理解。海瑞等“典型清官”的长处是表里如一，致命缺点是毫无弹性，在官场上注定处处行不通，只能成为官场上的一种摆设。而曾国藩最终却成就内圣外王之大业，这与他性格中“和光同尘”、稳健厚重的一面直接相关。善于与不合理的现状妥协，推动曾国藩一生绕过多重障碍，直达自己的最终目标。
学者吴方对曾国藩的复杂性有过精彩的分析：“曾国藩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把握住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有原则也有灵活性，亦即宗经而不舍权变。他有‘两手’、‘三手’而不是只有‘一手’”，“降及晚清，这种‘两手’式的格局(儒学法家化或者儒法合流一表一里)，又由曾国藩来实践了一回。说他那理学姿态是假的也罢，情况确实坏到‘不假不成’的地步，因此曾国藩又可以说‘真诚的伪饰’。这大概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种尴尬的真相。”
虽然后世史家揪出了曾国藩许多“作伪”的证据，但是平心而论，我们不得不承认，曾国藩在晚清封疆大吏中仍然是对朝廷最忠诚的。在绝大多数时候，他对上对下，都贯彻了以诚相待、以拙胜巧的原则。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上，他一贯不计自身利害，以身报国。比如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他为了国家利益，就不惜负起“卖国”罪名，甘当“替罪羊”，使自己多年英名，毁于一旦。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后，醇亲王奕托好友转来一封信，信中对曾国藩大加恭维，意图结好。醇亲王乃是慈禧的亲妹夫，与慈禧关系极为亲密。长期以来，他一直欲与奕一争高下，所以主动拉拢曾国藩，以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一般人对这样的核心亲贵，主动奉迎唯恐不及，曾国藩却没有给他复信。奕不甘罢休，同治九年春又托曾国藩的另一好友黄倬转寄诗文，希望曾国藩应和。曾国藩仍然没有回信。除了对奕之才略用心不甚感冒之外，曾国藩如此风骨棱然，主要是从“避内外交通之嫌”这个中国政治大原则出发。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说过一句话：
(曾国藩)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
也就是说，曾国藩虽然以平定洪杨永载史册，然而他的一生，与农民军作战所花费精力不过十分之三四，而与官场作战所花费的精力却是十分之五六。这话说得沉痛而又深刻。这是任何一个想在中国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与一般中国人不同的在于，大部分方正之士被中国社会的“特色”磨得一事无成。曾国藩却没有被挫折打垮，他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