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三国”大热。这之中，有国学热潮的渲染，更有电影《赤壁》、《三国志》的开拍以及“诸葛亮出山1800年纪念”等事件的推波助澜。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称得上“英雄”的人物不计其数，但至今仍能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却少之又少，譬如诸葛亮。在鲁迅的笔下，他足智多谋而“近妖”；在易中天的口中，他成了身高184厘米的帅哥。亦庄亦谐间，诸葛亮近乎完人——他计无不中，谋无不成，除“失街亭”、“兵屯渭南”外，鲜有失误。然而，在三国鼎立时期，诸葛亮穷半生精力尽忠的蜀汉政权却是最先灭亡的。有人评说，蜀汉“成也诸葛，败也诸葛”。这句话虽有失偏颇，但它至少让诸葛亮这个被定义为“高大全”的历史人物有了更为真实的一面。
刘备时期的失意
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高卧隆中的诸葛亮自言“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他曾对好友石韬、徐庶、孟建云：“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当三人反问其可仕至何官时，“亮但笑而不言”（见《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事实上，诸葛亮并非胸无大志。相反地，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刺史、郡守一类官职自然难入其目。
学有所成后，诸葛亮没有北走曹操、南归孙权，而是选择辅佐“名微众寡”的刘备。不过，与演义小说不同的是，初出山的诸葛亮并未得到刘备的重用，所谓“君臣犹如鱼水”也只是后者笼络人心的宣传语。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载，刘备为诸葛亮安排的差事是“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看得出，刘备并未委诸葛亮以军政重任。历史学家田余庆直言：“刘备死前，诸葛亮长时间内不在刘备身边，戎机大政，并无他参赞其间的事实，决计入蜀和叛攻刘璋是法正、庞统之谋。诸葛亮在荆不得预入蜀之谋，在蜀不得参出峡之议，这些关键之事不论正确与否，都与他无干系。”
其时，刘备手下有三大集团：一是原从（原来就跟从）集团，代表人物是关羽、张飞、赵云、魏延；二是四川集团，代表人物是法正、黄权、刘巴、李严；三是荆州集团，代表人物是庞统、诸葛亮、马良。在这之中，原从集团最受刘备信任。只是，随着关羽于219年兵败被孙权擒斩，张飞在221年被部将张达、范强所杀，麋竺因兄弟麋芳投降东吴而“惭恚发病”死去，孙干在刘备入蜀后即去世，原从集团只剩下小字辈的赵云和魏延。此后，出自四川集团的法正成为第一大红人，“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其地位之高，有两例可证：其一，曾有人劝诸葛亮向刘备进谏，管束一下爱报私怨的法正，但诸葛亮却不敢，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可见，诸葛亮深知法正在刘备心中的地位。其二，222年，刘备东征，被陆逊大败于夷陵。其实，早在刘备决定东进之际，就有无数大臣上表劝阻，唯一向主张孙刘联合的诸葛亮一言不发。有人据此判断诸葛亮是支持这一冒险举动的，也有人认为，诸葛亮明知进谏无用，索性闷声不语。及至刘备败归，诸葛亮仰天长叹：“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在刘备的眼中，法正与诸葛亮孰重孰轻可见一斑。
223年，刘备临终托孤，但此举却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意味。当时，曾受信任与重用的关羽、张飞、庞统、法正、黄权等臣子或死或降，无奈之下，刘备才“托孤于诸葛亮，尚书令李严为副”。刘备病亡，“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按照刘备的安排，诸葛亮担民政，而李严握军权。
不过，在刘禅登基后，官爵上升的李严却逐渐丧失第一军事首脑的实权——先是诸葛亮亲自统兵南征，架空了他这个军事统帅；及至诸葛亮第三次北伐，更干脆夺其兵柄，只使其承担押运粮草之责。蜀道难行，粮草往往不能提前到位，连诸葛亮自己也“每患粮草不继，使己志不申”，而正是这个烫手的山芋直接导致了李严被贬。据《三国志》载：“（建兴）九年春，亮军祁山，平（即李严，下同）催督运事。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平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乃废平为民，徙梓潼郡。”
倘若史料属实，李严确是罪有应得——不但未能将粮草押到前线，还献谗言召诸葛亮回兵。但仔细想想，李严以一降将而为刘备重用，使为托孤重臣，诸葛亮也说他“部分如流，趋舍罔滞”，不管其人心术如何，起码才能出众，非庸懦颟顸之辈，这样一个人又怎会耍出如此拙劣的把戏？时至今日，内中缘由早已无法探清，只是自此事后，李严退出政治舞台，诸葛亮成为蜀汉第一重臣。
《隆中对》的失策
207年，刘备三顾茅庐问计于诸葛亮。时年27岁的诸葛亮在分析了天下大势后提出鼎足三分，联孙抗曹，进而统一天下之路，即著名的《隆中对》。依诸葛亮之见，自董卓专断朝政以来，豪强蜂起，争雄天下。曹操战胜袁绍，拥兵百万，挟天子以令诸侯，暂不可与之争锋；孙权占据江东，历经三世，人心归附，贤能之人尽心效力，不可为敌。如此一来，可供图谋的地方就只剩下荆州、益州两地。诸葛亮为刘备策划的战略目标是恢复汉室、统一天下，具体步骤为首先占据荆州、益州，建立根据地；然后兵分两路，进取中原。
对于《隆中对》，褒奖者众，罗贯中就曾在《三国演义》中称赞：“孔明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万古之人不及也！”事实上，《隆中对》确对刘备集团建立根据地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对三国时期的战略走势产生过重大影响，但由于其在战略策划上存有缺陷，也束缚了刘备集团的发展。毛泽东更曾将蜀汉政权的短命归结于《隆中对》所表现的战略思想，“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
曾有专家撰文指出，按照中国兵法理论分析，《隆中对》的战略失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战略思想失略。“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中国兵法的思想境界，换言之，百战百胜不算高明，不战而胜才算高明。《隆中对》的主导思想是“先战而后求胜”，将刘备集团引导到豪强争战的漩涡之中，不得不进行无休止的争战。
其二，战略选择不利。中国兵法认为自然地理条件是战略上的重要因素之一，只有占据有利的战略地域，充分利用地形地利条件才能保全战争的胜利。《隆中对》指导刘备集团谋取的战略地域是荆州和益州。荆州是战略上的必争之地，也是一个是非之地，刘备占据荆州之后导致刘备集团在战略上始终处于被动局面，最终得而又失，损兵折将。北宋年间，苏洵在《权书·项籍》一文中写到：“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安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在苏洵看来，诸葛亮将战略重点放在益州，这是战略上的失策。益州地处边远，地势易进难出，不足以制天下。诸葛亮从益州兴兵，6次出征6次皆失，自然地理条件是其失败的客观因素之一。
其三，战略措施不力。“战者，以形相胜者也”。中国兵法强调集中兵力，以兵力集中之势，战胜兵力分散之敌。历史上，刘备在占据荆州之后又西取益州，荆州由关羽驻守；占据成都之后，诸葛亮又进军汉中。这即是毛泽东评说的“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三分兵力使本已弱势的蜀汉政权兵力不得集中，国势分散，战而无功，最终灭亡。
北伐战略的失当
晋代史官陈寿在其所著的《三国志》中评价诸葛亮“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又说他北伐“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在陈寿的笔下，小说中破敌有术的诸葛亮只是一位被过分神化的军事家——虽善于治戎理政，却短于用兵。与陈寿看法相同的大有人在，比如司马懿、何去非。前者在“礼节性”地称赞对手诸葛亮为天下奇才后，又不客气地指出：“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后者则以北宋武学博士的身份在其作品《何博士备论》中直言：“孔明有立功之志，而无成功之量；有合众之仁，而无用众之智。”
历时8年的北伐是最能展现诸葛亮军事才能的。关于这场战争，褒者称诸葛亮为了先主重托，明知不可为而为，唐代宰相裴度就赞其“由僻陋而启雄图，出封疆以延大敌”。而贬者则议“谓为非计”，质疑北伐拖垮了蜀汉国力。不容否认，诸葛亮指挥的蜀军曾给曹魏带来很大的威胁，但可惜的是，5次伐魏（另有一次是曹军南下，蜀军属防御战）却均以失败告终。这之中既有双方力量的悬殊差距，也有战术谋略的运用失当。
以初次北伐时的街亭（今甘肃省庄浪县东南）之战为例。227年，诸葛亮在平定南中叛乱后挥师北上。转年春，诸葛亮声言由斜谷道（今陕西省眉县西南）进攻眉城（今陕西省眉县），命赵云、邓芝占据箕谷（今陕西省褒城北）以作疑兵，自己则亲率大军直赴祁山（今甘肃省西和县西北）。在蜀军声势的震撼下，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魏降亮。魏明帝曹睿闻讯命大将曹真增援箕谷抵御赵云、张合西进街亭抵御蜀军先锋马谡，自己则亲率大军坐镇长安，企图一举歼灭无险可据的诸葛亮。赵云败于曹真，马谡不敌张合，上山占据险阻以待诸葛亮大军北进。据《资治通鉴》载：“张合绝其（马谡）汲道，击，大破之，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乃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收谡下狱，杀之。”
街亭之败是初次北伐失利的导火索，但在更深的层面上，诸葛亮为自己的用兵无法、调度失略付出了代价。诸葛亮北伐之际，蜀汉的总体实力弱于曹魏。时因刘备去世，魏边关多年无犯，关中及陇右地区兵力空虚，守备废弛。诸葛亮本可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率大军直取长安，但他没有采纳大将魏延集中兵力攻取关中的建议，而是以赵云、邓芝为一部攻打箕谷，以马谡、王平为一部攻打街亭，自率大军驻足祁山。这样一来，相对强势的蜀汉兵力被分散，变强势为弱势。毛泽东曾点评：“初战亮宜自临阵。”在他看来，诸葛亮应大军挺进、临阵调度，不应分散兵力、委责于人。据《三国志》裴松之注记载，诸葛亮曾说：“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一人者谁？亮自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