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官员的道德标杆海瑞，他在万历十五年九月，死在南京右都御史的任上。 由于朱棣夺取皇位后，迁都北京，南京成为留都，保留了一整套政府班子。但掌握实权的自然是北京政府，南京的部院寺基本上是安排闲官用的。但饶是如此，南京右都御史仍是正二品的大员，政治地位很高。 海瑞这位高级官员辞世时十分凄凉，《明史海瑞传》记载，他没有子嗣，南京佥都御史王用汲去吊丧，只看到葛布做的帷幕，陈旧的竹箱子，虽寒士也难忍受的清苦情形，王用汲为之流泪，和同僚凑钱将海瑞装殓。百姓罢市表示对海瑞的哀悼，出丧时，长江两岸都是自发穿着白衣冠送葬的人，一路洒酒祭奠绵延百里。如此得民心的官员，万历帝也深有所感，加赠海瑞太子太保——属于从一品，一般只用来死后赠官，谥号忠介。一个举人出身的官员，得到如此高的政治待遇，明清两代，除了靠平叛卫疆，立下赫赫战功的左宗棠，再很难找出第二个。可见，当时不仅是百姓，最高统治者皇帝也肯定了海瑞的价值。 海瑞的价值在哪里？我以为是在腐败而畸形的政治场里，他用不近人情的行为，对自己近于严酷的要求，在一团漆黑中发出灼灼的道德光芒。夜越黑，一豆之火就显得越明亮。如果在一个现代政治体制内，固然不允许官员贪墨，但也要保证恪尽职守的官员过着富足的、有尊严的生活。你很难美英这些西方国家的部长级官员，日子过得比普通的中产阶层还差。如果一个清廉的、尽职的官员得不到应有的待遇，和贪污横行一样，都是一种变态的政治。 在明朝中后期变态的政治生态中，海瑞自己种菜，自己老婆织布，不受一分钱的礼物，冒死直谏皇帝，等等这一切行为，除了反衬时政的隳坏和同僚的不堪外，也仅仅成就了他本人道德标杆的光辉形象。越是腐败的年代，越需要这样的模范人物，因为他太稀缺了，太不容易了。 而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海瑞只能成为挂在墙上做摆设的葫芦，不可能践行自己的政治抱负。因为，整个大明朝文官集团通行的运转规则，不可能有海瑞一展平生才学的空间。 嘉靖死后，海瑞从大牢里放出来。因为他直谏皇帝那惊天动地的一举，已经在朝野树立了极好的公关形象，从此很少有人敢直接打压海瑞，他官运亨通是自然的事情，这样的人不升官，有司和朝廷是要受到舆论压力的。 从嘉靖驾崩，到隆庆三年，短短三年时间，他从一个正六品的主事，升到正四品的右佥都御史，考虑他连进士资格都没有，说是坐火箭也不为过。而且，他以右佥都御史身份巡抚应天十府——成为南京周边包括苏州、松江、常州等最富庶地区的最高长官，掌握的实权。可他在这短暂的掌实权期间，得罪了既得利益者，搞得鸡飞狗跳，没法干下去。 海瑞到应天后，干的事情对朝廷，对百姓都是大有好处的。比如他抑制土地兼并，打击豪强地主，说明他看到了明朝中叶后社会最主要的矛盾。但这类矛盾解决起来何其难也，能兼并土地的大地主谁是等闲之辈，哪个在官场没有靠山？抑制土地兼并他首先拿松江府的徐阶开刀，而徐阶是他的恩公，救过他的命，此时已罢相在家养老。不分亲疏恩怨按章办事固然是很好的政治品格，但在重人际关系的中国社会，如此难免落下忘恩的非议。而且海瑞办事过于刚硬操切，自然会带来负面效益，比如南直隶的富豪害怕海瑞，携带家财逃到外面去了，本地的经济会因此凋敝，而你海瑞不可能把手升到其他的省。而江南一带的土地兼并很复杂，很多是小户为了合理避税，自愿名义上将自家田地归于大户所有——因为家有一定级别的官员，可以免税，名曰“寄田”。田还给小民，小民还得交赋税，更陷入穷困，海瑞又没有能力改变整个明帝国的土地和赋税制度。更有一些刁民，利用海瑞打击豪强的运动，诬告陷害大户人家。这样搞得士大夫阶层怨声载道，而话语权掌握在这些人手中，于是就有言官弹劾海瑞：“庇奸民，鱼肉缙绅，沽名乱政。”皇帝何尝不知道他一心为公，但不能为了海瑞得罪整个既得利益集团。于是半年后，又被调任一个闲职。 万历登基后，深谙官场运行规则的张居正当然也不会用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的海瑞。万历亲政后，和他父亲隆庆一样，很看重海瑞，屡次要召用海瑞，都被内阁大臣想办法阻挡。万历帝对海瑞的器重，我以为是他看透了也恨透了满朝文官的阴阳脸，表面上满口仁义道德，私下里为自己牟利手段百出。在他的心中，自己曾经敬畏和仰仗的老师张居正也是这样，教导自己要勤俭要体恤小民，连少年万历想过年放焰火也不允许，可查抄张家发现张居正本人大肆收受贿赂、生活奢靡。在阴阳脸的众官中，只有海瑞自始至终是一张面孔，对自己对别人对皇帝对百姓都这样。尽管海瑞办事有些迂，但在皇帝看来这正是海瑞比其他官员更忠诚的原因。可是设想一下，如果万历真的重用海瑞，按海大人的办事风格，在政坛内引起大风波，皇帝怎么办？说不定还是叶公好龙，为了平衡还会弃用海瑞。
皇帝要召用海瑞，下面阻挡的官员总得给皇帝一个面子，就这样海瑞去世前两年，做了南京右都御史。没实权的他只能对手下的官员严格要求，可人家不能像海老爷那样过日子。一个御史喝酒时请伶人来唱曲，这在当时太正常了，委实算不了什么。可海瑞照着两百多年前的太祖高皇帝朱元璋的规定，要对这人实行廷杖，这吓坏了南京所有的监察官员，大骂这老头太死脑筋了，如果都按太祖的成法来办事，当时的皇帝、百官都不合格，都要受处罚，于是有个御史房寰先发制人，上疏弹劾海瑞。海瑞因此乞休未被批准，直到辞世。 海瑞这样的官员，哪怕皇帝欣赏他，也不能在政坛有所建树，因为皇帝得依靠更多的文官来维持帝国运转，最高统治者想用而不能用，这何止是海瑞个人的悲剧。道德是救不了国的，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评价海瑞“不过是一个正统的、严格的儒家信徒，他要求其下属像他一样厉行俭朴。”“这里既非贬低一个正直之士，亦非宽免官员腐败，而是强调制度的缺陷在明代后期已经变得日益严重，道德重建已无力回天。” 死后的海瑞享有大名，四百多年来他成为清官的代名词，不同时期屡屡被赞美被怀念被争论。当人们还不能平静地对待海瑞时，只能说明政治生态和海瑞在世时并没有根本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