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颠覆的时代。价值观的更迭，直接导致了人们对历史人物喜恶与评价的变迁。有的人，过去被人喜欢，现今仍然被人喜欢，代表人物如周瑜，只不过古人喜欢的，是那个豪气冲天的英雄，当代人喜欢的，是那个美型且颇具小资情调的帅哥；有的人，过去被人鄙视和厌恶，如今却开始受欢迎了，代表人物如曹操，毛泽东和易中天都想给他翻案，连生长在美国、黄皮白心的香蕉男林俊杰也来凑热闹，虽则不知所云了点；还有一类人，过去被捧上了云端顶礼膜拜，现在却似乎人人都想来踩上一脚——比如关羽。
有史可考的第一个非难关羽的现代人，大约是胡琏。胡琏其人，因为历史原因在大陆的知名度不高，却实实在在算得上一个传奇人物。抗战时期，此人死守三峡石牌要塞，先祭天地，后留遗书，与日寇上演了“二战最大规模刺刀战”，力保陪都重庆不失；三年内战或曰解放战争时期，在国军名将纷纷发挥失常、兵败如山倒之际，又是胡琏，南麻破粟裕、金门挫叶飞，保住了台湾最后一块弹丸之地，致使我党的统一大业功败垂成。如此名将，晚年却弃武从文，以六十八岁高龄，本着“学然后知不足”的意趣，跑到台湾大学注册，进入历史研究所专治宋史研究。以其名将兼历史学者身份，评说历史名将，自然是大有资格。
史载胡琏驻守金门期间，麾下士兵按照民间习俗，常去关帝庙祭拜。胡琏大不以为然，碍于军心士气、信仰自由，不便干涉，只淡淡吩咐军中政工系统“要多注意宣传岳飞、文天祥”。盖胡琏读史，注重“以史为鉴，匡正谬弊，归本人心。”台湾民间把关公奉为神圣，血食不衰。胡琏认为民风大悖，撰文称历史上的关羽，甚至连“将”都不够格，其获得中国“武圣”之称谓，“使中国历史上之伟大军人，备受委屈”，而真正够得上大将军之智、信、仁、勇、严五德者，唯有岳飞。“岳武穆精忠报国、文韬武略、冠绝百代，尊为武圣，谁曰不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清人在其统治过程中，唯恐‘岳飞型’之军人，起而仇清，故以关羽右之，非荣关羽乃仇岳飞也。”晚年，他更大声呼吁：政府检讨，乃其时矣，民间亦应毅然更正，未可再以讹传讹。
胡琏一番宏论的现实意义明确强烈：台湾处于“继绝世、兴灭国”之非常时期，通俗话本中关公的“义”充其量仅能维系民间人际，过分褒扬有害无益；唯有在政府的宣扬倡导之下，全社会都来尊崇岳飞的“精忠报国”，方能实现“安邦复国。”
只是如此一来，用胡琏自己的话来套，胡琏之非难关羽，“非仇关羽乃荣岳飞也”。
盖一个人立场有了倾向性，立论自难免偏颇，无论是名将或历史学者的光环，都无法掩盖。若再加之以“非此即彼”的二元世界观，荣关羽则必仇岳飞，荣岳飞则必仇关羽，人为地将两个本来应当独立评价的历史人物对立起来，其观点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客观反映历史，自然愈加可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