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普祖籍巴伐利亚，于1915年1月30日出生在柏林，昵称约亨(Jochen)，是德国武装党卫军军官和资深的装甲部队指挥官，曾担任过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的副官，他的父亲瓦尔德马(Waldmar)是一名陆军军官，在一战期间曾在东线作战，官至陆军上尉。母亲是一个承建商的女儿。1921年1月30日，派普在德国威廉皇帝纪念教堂接受洗礼。幼年时的派普除了得过百日咳一直都很健康。1921年派普入学，学校是翰棱西小学。1925年，开始于柏林歌德中学(重文学校)接受中学教育，成绩优异，尤其是德语、历史、体育、数学。派普虽然身体看似瘦弱，但现代运动五项个个精通。1934年，派普不顾自己成绩优异、父母的反对，毅然决定考军校实现自己早就梦想的军人生涯。由于父亲深谙儿子的梦想和对儿子天赋的了解，最后予以准许，虽然为儿子不去考大学感到遗憾。同年12月，在拿到高中毕业证书。1935年1月3日派普考取了SS-Verfuegungstruppe军校。派普排行老三，有两个哥哥：大哥汉斯-哈索(Hans-Hasso)生于1910年，是一个喜欢文学艺术，狂放不羁的人，在纳粹上台后被诊断为轻度精神分裂，后在1942年被迫自杀身亡;二哥霍斯特(Horst)生于1912年，和派普一样加入了党卫队，后来在党卫军第3“髑髅”师侦察营服役，在党卫军第一"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先后任连长，营长，1943年10月被任命为党卫军中最年轻的团级指挥官。在1944年12月阿登战役中指挥"派普"战斗群。1945年4月晋升为党卫军上校。战后因马尔迪惨案受到审判，被处以死刑，后被减刑，于1956年12月获释。1976年7月13日晚间与暴徒交火中战死。
战争生涯
派普在柏林接受教育，1933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同年10月加入普通党卫队，党卫队证号：132496。1935年1月，派普加入了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经迪特里希亲自审核进入“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同年3月就被选送进入不伦瑞克党卫队军官学校，学习成为一名战场指挥官所需的知识。1936年4月从军校毕业后，派普获得党卫队三级突击队中队长衔，回到“警卫旗队”，在第3营第11连任排长，1938年2月升任第3营副官。同年7月被调到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的参谋部工作，这项调动对于派普的职业生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于派普容貌英俊、仪表不凡，于1939年1月担任希姆莱的二级副官，并晋升为党卫队二级突击队中队长，陪同希姆莱出席各种公众活动，很快就成为柏林社交圈里的明星，同年6月又升任希姆莱的一级副官。正是在这个职位上，派普遇到了他的妻子西格德(Sigurd)，两人婚后生有一子两女：海因里希(Heinrich)、埃尔克(Elke)和西尔克(Silke)。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国宣战，二战正式爆发。“警卫旗队”和其他几支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一道首次走上战场，派普也第一次接受了战争的洗礼，但不是作为“警卫旗队”的一员，而是跟着希姆莱在战场上转了一圈。当1940年5月法国战役打响后，派普被希姆莱派往前线，出任“警卫旗队”第3营第11连排长，不过仍挂着希姆莱副官的头衔。在这次战役中，他带队追击撤退的法军，俘虏了一个连的敌军。因此，派普获得了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并晋升为党卫军上尉，并升任第11连连长。
1941年6月“巴巴罗萨”行动开始1941年10月，派普的部队也被调往前线。1941年10月，派普跟随部队杀到罗斯托夫(Rostov)城下，但在苏联红军的打击下，“警卫旗队”只能放弃刚刚攻克的罗斯托夫，和其他德军部队一道撤过米乌斯河(the
Mius)，掘壕据守。在1941年的东线战役中，“警卫旗队”伤亡惨重，不得不撤到法国重组，直到1942年底才重返东线。在此期间，“警卫旗队”被扩编为一个装甲掷弹兵师，而派普也在1942年9月被任命为党卫军第2装甲掷弹兵团第3营营长，并在1943年1月晋升为党卫军少校。
1943年初的“天王星”行动中，德国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全军覆没，苏军趁势发起反攻，迫使德军节节败退。为了挽救危局，德军将在后方休整的党卫军“警卫旗队”、“帝国”和“髑髅”师合编为党卫军装甲军，在保罗·豪塞尔指挥下重返东线，与苏军在哈尔科夫(Kharkov)城下展开激战，但遭到了苏军顽强的抵抗，使德军的攻势陷入停顿。随后在1943年3月的另一次攻势中，终于在付出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后重新占领哈尔科夫，将战线稳定下来。
在哈尔科夫战役后，派普率部参加了1943年7月间的库尔斯克战役，后来又短暂地调往意大利进行反游击作战。不久，“警卫旗队”师被改编为装甲师，再次投入到东线残酷的防御战中。
日复一日的战斗使派普获得了更多的荣誉，他在1943年5月获得了金质德意志十字奖章，同年11月晋升为党卫军中校，并被任命为党卫军第1装甲团团长，当时他才28岁，是武装党卫军中最年轻的团长。1944年1月27日，派普成为第337位获得橡叶饰的军人。派普的一路晋升和获奖自然都少不了希姆莱的关照。
1944年4月，在东线战场上损兵折将的“警卫旗队”师再次撤到西欧重组，但没过多久就投入了诺曼底(Normandy)地区，抵抗盟军的登陆。并随后在莫德尔的指挥下，参加了对“市场花园”行动中美国101空降师的围剿。在在1944年12月的阿登战役中，派普被任命为一个战斗群的指挥官，以他的命字命名为“派普”战斗群，作为“警卫旗队”师的先锋部队向马斯河上的桥梁发起进攻。派普再次表现出不顾一切的凶悍作风，尽管遇到美军出乎意料的抵抗，复杂的地形，拥挤的道路和油料短缺这一系列问题，派普还是竭尽全力向预定目标挺进，为此不惜强占其他部队的进军道路，抢夺友邻部队的燃料，甚至强行把一个伞兵营并入自己的战斗群。尽管如此，派普的部队还是在拉吉雷泽村耗尽了最后一滴汽油，陷入了美军的包围。最后，派普不顾上级要求“带车辆一同撤退”的命令，抛弃了包括39辆坦克(其中有9辆“豹2”)在内的百余台车辆，率200名残部徒步突围，回到己方战线，而战役开始时这个战斗群有5000人之众。
在阿登战役中，派普连续九天九夜没合眼，他的狂热战斗精神给对手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曾与派普进行过长谈的被俘美军军官这样形容他和他的部下：“与其说他们是为了信仰而拼死战斗，不如说这些魔鬼真正爱好的是战斗本身，我从未见过他们那样的战斗方式，我相信他们真的是从地狱来的。”也正是在这次战役中，派普永远成为了“战争罪犯”，在达豪审判中他被指控下令枪杀了180多名美军战俘，这就著名的“马尔梅迪惨案”。然而，至今未能找到证据。阿登战役最后以失败告终，“派普”战斗群丢盔卸甲，一无所获，但派普还是在希姆莱的照顾下于1944年12月28日获得了双剑饰，是第119位获得这一殊荣的军人。
阿登战役后，派普随“警卫旗队”师调回东线，参加了1945年3月在匈牙利巴拉顿湖(Blaton)地区发动的“春醒”攻势。面对异常泥泞的战场，派普没好气地向上级报告：“我只有潜水艇，没有坦克!”德军的攻势遭到了惨败，派普和他的部队只能且战且退，一路向西撤退，最后向美军投降。在战争结束前夕，派普在1945年4月晋升为党卫军上校。
战后
战后，派普被美军逮捕，并因马尔梅迪惨案在1946年4月在达豪接受审判，最后被判处死刑，因审判存在多种疑点和辩方律师的努力后来减刑为终身监禁。在狱中，派普还接受了美军战术专家的访问，向他们讲述在东线和苏军装甲部队交战的经验，并极力劝说他们对莫斯科投放原子弹。1956年12月，在监狱里呆了十年的派普终于假释出狱。出狱后，派普到法国北部的小镇特拉福斯(Traves)隐居起来，并开始撰写一本有关马尔梅迪惨案的书。
派普战后始终坚持对纳粹的信仰。派普的顽固态度使他受到纳粹受害者和左翼组织的仇视和憎恨。1976年7月，派普受到恐吓，派普对此不屑一顾，他最后的话是”我不会被吓倒，他们可以打死我，但我要保卫我的家!”7月13日晚间，一些不明身份的人果然如约而至，派普的房屋被点燃。第二天，人们在废墟中发现了派普已经烧焦的尸体，旁边有一把手枪。他和他那些长眠在苏联和西欧的部下们一样，不得善终。也许,这正是派普要选择的死亡方式,战斗而死,因为,他就是一个为战斗而生的人.这次袭击事件的凶手始终没有抓到,但很多人都怀疑和法共的激进组织有关.这次袭击事件的凶手始终没有抓到，也有很多人怀疑和摩萨德有关。
派普的妻子在1979年去世，他的儿子海因里希后来移居美国，成为一名银行家，而他的两个女儿则隐姓埋名，下落不明。
遗书
1946年7月 著名的MALMEDY(马尔梅第)大屠杀审判在德国达豪结束，经过3个月控方辩方的反复交锋，73名来自希特勒警卫旗队师(1SS)的被告中43名被军事法庭宣判绞刑。大约在这个时候第一被告派普旗队长给法庭指定的美国辩护律师艾尔维特上校写了最后的一封信，考虑当时的形势，这封信可以看做他的遗书，以下是这封信的主体内容：
艾尔维特上校：
当今天回首我的一生时，我可以说它是丰富的，如果我能够再次选择的话，我将在同样笔直的道路上前进，它的里程碑是：理想主义，忠诚和责任感!……我在所有的欧洲战场上浴血奋战并成为一个造物者的宠儿。尽管现在这样，战争年代仍然是一个令人自豪的英雄时代!我们所站的地方就是德国，我的坦克所到之处就是我的王国!我们没有个人的企图，而是为了‘帝国的梦想’……在战争的最后日子里，当元首最需要(我们)——他的警卫旗队的时候，是命运把我们和他分开，使我们绝望的战斗在匈牙利和奥地利……
今天看着这些法庭上的报告，我不相信他们曾是以前的派普战斗群的成员，我所有的老朋友和同志都已经逝去，这些祈求宽恕的人只是负面选择的结果，真正的团队在瓦哈拉等着我!今天一个老普鲁士军人的生命已经没有意义，还不如作为奴隶死去!
除了我可爱的孩子，我留下了我的妻子——我所遇到的最好最勇敢的同志。不幸的是，我无法做任何事情保护她，相反，我知道……我的存在只能伤害她。‘感恩’的国人相信我是个罪犯，而我的家庭不得不因为我的名声而承受折磨。上校，这是最坏的……我害怕我的妻子在审判结束后不得不承受更多的报复。我最大的要求是她可以继续和您保持联系……我最深的痛苦是我不知道她现在如何生存。我们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贱民，正如莎士比亚所说‘人们所做的恶事在身后流传不绝，但他们的良善美德却随著遗骨埋入坟墓’。
在我们分别之前，我要感谢你，在过去的八周里，作为人，军人和辩护律师给予我们的全部帮助。
在我处于对人性最深的失望之时，是你和麦考恩使我恢复了很多我已失去的信仰……我非常高兴知道你将继续在德国工作。时间抚平伤口!只有像你这样具有骑士风度的人，才能够重建和平，并使我们两国的紧张关系得以重新恢复。(当然)我们的结局对这个目的没有什么帮助……
愉快的生活，微笑的战斗，大笑着死亡!这是我以前的座右铭，今天它还伴随着我。我将作为在这场可怕战争中最后一个阵亡的军人死去，而不是一个罪犯!我对的起自己的良心……
希望神让你拥有一个长寿成功的生活并保佑你的家庭!
我保有你奉献的诚恳友谊
JOCHEN PEIPER(COLONEL-上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