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宇霆当上了江苏督办，姜登选当上了安徽督办，都得到了一个不错的地盘。但是，他们上任不到两个月，就被孙传芳赶了出去。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杨宇霆，原名玉亭，号凌阁，后改邻葛，取以诸葛亮为邻之意。因而，在政界中有“小诸葛”之称。奉天法库人。1885年生。清末秀才。1911年日本士官学校毕业。1916年任张作霖为师长的奉军第二十七师参谋处长，开始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等方面为张作霖出谋划策，得到张作霖的赏识。杨宇霆辅佐张作霖后，力主向关内发展。他同北京政府陆军次长徐树铮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利用这个关系，他在秦皇岛劫夺了北京政府从日本订购的军械，编成7个混成旅，壮大了奉军。1920年12月，张作霖任命其为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并兼东三省兵工厂督办。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他建议张作霖整军经武，取得显著成效。第二次直奉战争，他任讨直军参谋长，对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很大作用。他是张作霖最信赖的智囊。
杨宇霆富于谋略，头脑机敏，心中有数，为人机巧。但也恃才傲物，盛气凌人，骄恣狂妄，自视甚高。杨宇霆任为江苏督办，奉军内部高级将领也有认为不合适的。姜登选就多次说过：“江南的情形是很复杂的，邻葛手腕不够灵活，而气焰太高，应付不了江南的局面。江南的局面让我去应付，比邻葛要好得多。”这话说得有理，事实证明杨宇霆确实是不合格的。
这次到江苏走马上任，杨宇霆孤身前往，未带一兵一卒，以示勇敢沉毅。他上任抵达江苏边境光明车站时，江苏军务帮办陈调元、苏军第十师师长郑俊彦到此迎接。杨宇霆下车后，对他们二人态度冷淡，不理不睬，也不请他们到车上稍坐，就自己径直步出车站，使二人十分难堪。
杨宇霆到南京就职的情形，据当时的江苏军务帮办陈调元后来回忆：“杨宇霆到南京就职时，我们江苏的绅商和我过江到车站欢迎。杨宇霆对我们毫不寒暄，却盛气凌人地对我们说，江苏弄得太糟，军不像军，政不像政，全不如奉天。他本人不想来，雨亭硬让他来。”又接着愤愤地说：“别人称雨亭还可，他配吗?到督署门口，他的车子径直而入，我们却只准在门外下车。我再小也是帮办，这种态度叫人何以忍受!所以我才派人与各方联系共同驱杨。”看起来，驱杨的决心是江苏军阀在杨宇霆到南京的那一刻就定下来了。
杨宇霆就职后，各师长须重新委任。陈调元、白宝山、马玉仁、郑俊彦等均来谢委，杨宇霆居高临下，出言傲慢，模仿张作霖的口吻说：“你们好好地干吧!”师长们感到蒙受了羞辱，出门后气愤地骂道：“什么东西!”平时他也经常用高高在上的口吻训斥部下：“你们的军队质量太差，需要好好整顿!”这些师长不摸杨宇霆的底，担心自己的前程，因此都对杨宇霆以去之为快。
1925年春天，奉军第二十师师长邢士廉接替张允明担任上海防务。不久，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1925年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两千多人在上海公共租界主要街道散发传单，发表演讲，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的暴行，声援工人的罢工斗争。租界当局出动大批英国武装巡警，逮捕了一百多名学生。这时，近万名群众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竟然开枪，打死十多人，打伤数十人，逮捕四十余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上海人民举行了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这引起了帝国主义的仇恨，英日帝国主义调动大批军队对上海的工人进行了更加残酷的镇压。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沪案”。这场由英日帝国主义屠杀上海工人、学生而引起的反帝风暴，迅速席卷全国。
6月13日，奉军以“沪案”发生、外人干涉为借口，派兵进入上海市区，并任命邢士廉为上海戒严司令。姜登选部相继开到上海，同时丁喜春师随驻南京，奉军的两个旅也向上海方向进发。进驻上海的奉军和帝国主义相配合，强行封闭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等组织，充当帝国主义的打手。奉军的卖国媚外的丑行，激起上海人民的无比愤慨。
浙江督办孙传芳深知奉军“图苏乃图浙之先声”，为了稳住杨宇霆，特派人对杨提出结盟之请。不料，杨宇霆竟傲慢无理地回答：“他干他的浙江，我干我的江苏，结盟何为?”孙传芳不免为他自己的处境担忧，迫使他铤而走险。
奉军到江南后，军纪败坏，敲诈勒索，贩毒走私，奸淫妇女。奉军所到之处，怨声载道，民怨沸腾。不久，在南京、上海爆发了反对奉军暴行的大游行。但杨宇霆不顾人民的呼声，不严加管束自己的部队，仍然我行我素。1925年下半年，反对奉系军阀的声浪终于在全国形成了。
受到奉系军阀威胁的长江流域的直系军阀暗中联合，利用人民群众强烈的反奉呼声，积极策划反奉。浙江督办孙传芳紧邻江苏和安徽，所受奉军压力最大，因此反奉也最用力。
孙传芳积极准备反奉战争的消息，有人密报给张作霖。张作霖不以为然地说：“他妈的!三五年内我不打人，绝没有人敢打我!”
但是，孙传芳已经制订了一个“联冯结岳”的战略计划。1925年4月，他密派幕僚杨文恺到张家口去会见冯玉祥。杨文恺将孙传芳事先准备好的同冯玉祥结拜为兄弟的一份兰谱，递交给冯玉祥，表示要同他结为金兰之好。以冯玉祥年44岁为兄，孙传芳年41岁为弟，结为异姓兄弟，形成孙冯联盟。冯玉祥答应如孙对奉军发动攻势，他一定做出预备作战的姿态，以牵制奉军。杨文恺完成使命之后，偕同冯玉祥的代表段其澍返回杭州复命，孙传芳非常高兴。5月，杨文恺和段其澍同往开封，会见了河南督办岳维峻。岳应允如孙攻打奉军，他的国民军第二军就以攻打山东相策应。
这样，孙传芳就完成了对奉“浙孙击其头，豫岳拦其腰，西北攻其尾”的军事部署。他又和长江流域的直系军阀广泛联系，得到了他们的支持。10月7日，他邀请皖、赣、苏、闽、浙五省代表到杭州开会，商议共同讨奉计划。五省代表推举孙传芳为五省联军总司令，周荫人为副司令。会议的主旨是“拥段反奉”。会后，孙传芳封锁消息，令各部向位于苏浙边境的太湖秘密集结。
10月10日这一天是双十节，孙传芳以“太湖秋操”为名，命令全军发动，由太湖出击，分兵进击上海和南京。他以浙闽苏赣皖联军总司令的名义，将所部编为五路大军。这五路大军由五个师组成，听候孙传芳统一部署，统一行动，同一时间向各自目标发起总攻。其第四师由松江进攻上海，意在驱逐邢士廉旅。杨宇霆闻讯，自忖邢部一个旅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住孙部五个师的进攻，不如保存实力为好。就立即命令邢士廉旅撤离上海，免遭全歼。
16日，孙军毫发未损地进入上海。孙传芳、夏超、周荫人联名发表通电，声讨张作霖：“数月以来，奉军喋血贩烟，腾笑中外，杀人越货，苦我人民，秽德腥闻，众所共见。”在摆出奉军的种种劣行后，接着斥道：“时至今日，传芳纵可忍，而士兵不能忍。士兵能忍而人民不能忍，并宣布惟张作霖一人是讨。”把打击面缩小到张作霖一个人身上。
向南京进击的孙军一路顺风。19日，孙军抵达镇江，胁迫南京。20日，孙军迅速进抵南京下关。
在孙军兵临南京城下时，杨宇霆慌了手脚，连忙在督军署召开苏军将领会议，参加的有陈调元、白宝山、马玉仁等师长，这些师长平时都遭到过他的训斥。这一次，杨宇霆放下架子，虚心讨教。但是，由于杨宇霆对苏军将领以前的轻藐表现，使他们心怀二志，同孙传芳早已暗通款曲。这些来往，杨宇霆一概冥蒙不知。会上，苏军将领一言不发，都在暗中庆幸。会议不欢而散。
杨宇霆只好同他的参谋长臧式毅商量办法，臧式毅建议尽快把奉军守军丁喜春师撤离南京，以免遭灭顶之灾。杨宇霆立即下令丁喜春师向城外集结，但丁师刚一启动，就被陈调元师侦知，迅速把丁师缴械。原来陈调元以江苏帮办的名义，时常宴请奉军师长丁喜春和其他高级军官。此时，陈调元又在宴请丁喜春和团营长们，觥筹交错之际，突将该师包围，以致一枪未放，全被缴械，军官均被俘。
杨宇霆一看大势已去，就顺着密室暗道逃出南京。后经江北浦口，乘火车北遁。杨宇霆逃出后，立即通告姜登选北撤。
当时由东北到安徽上任的旅长刘翼飞，刚到上海，就遇到孙传芳大军的偷袭。他在丹阳和孙军打了几个小时，实力不支而撤退。后部队被打散，他化装为僧，才躲过一劫。辗转回到沈阳，进见张作霖。张作霖朗声说道：“你回来了，好极啦!听说你化装当和尚啦。他妈的!在江南只有你跟孙传芳打了八个钟头的仗，别人他爹妈少给他装个胆，一枪没放，全投降了!”说明张作霖对杨宇霆、姜登选是不满意的，但他还是偏袒他们。
孙传芳军一路追击，直达徐州，把奉军逐出江苏，即停了下来。奉军退到山东境内。彼此以鲁苏边境为界，停止战斗。就这样，江苏、安徽两省又交给了直系军阀。至此，浙奉战争结束。孙传芳返回驻地杭州，以浙闽苏赣皖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领有长江下游五省，形成了直系军阀的一支独立的势力。
21日，孙传芳凯旋进入南京。关于杨宇霆和姜登选的败退北归，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黻论道：“是时，奉军乘胜而南，绝兖徐，逾江淮，孤军深入，本为兵家所忌。孙传芳方握重兵，虎视于浙西，随时可蹑奉军之后。宇霆非不知兵，乃竟不顾一切，毅然南来就职，以为乘奉军方张之势，可安坐鞭笞江南也。江南士夫素轻视辽人，为宇霆所知，故峻崖岸以临之。奉军与江苏军，又主客异势，互相猜防，传芳从而乘之。以故莅任曾不两月，而呈摇摇欲坠之象。初撤上海军，继则南京亦不能守。遂偕郑谦北返。传芳不费一兵，连获苏皖两省，此宇霆急切轻进之所致也。”这个分析评价真是入木三分。（原文来自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