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100年来革命党人对孙中山的各种评价不论，当代人对孙的看法显得极有意思。比如，嘲笑“孙大炮”只会忽悠空谈，只会骗钱，只会擅权;嘲笑辛亥革命并非革命党的功劳，立宪党人也与有荣焉;更进一步，论证辛亥革命开启了一个世纪的中国劫乱，革命不如改革，改革不如改良。越来越多的论者在津津乐道地数落孙中山的罪与错，他的专制、蛮横、好色……人们像发现了宝一样。
孙中山其实跟胡适、鲁迅，跟蒋介石、毛泽东等历史人物一样，在历史的天平上经受着几番左右摇晃，贬抑交替。这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只是孙中山更为复杂一些，他甚至没有“对手”，他的参照者有袁世凯，也有黄兴、宋教仁、章太炎、张謇;同时，以他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参照者则有立宪党人和清末实力派……当宪政话语压倒性地遮蔽革命话语时，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注定要经受多重的贬抑。因此，现在我们与其说在谈论孙中山，不如说谈论的是我们这个时代。这些人论或史论，实则为时论，已经参与了我们当代人的认知，也使得我们看历史的眼光难以理性、平易。
那些主张辛亥革命非革命党人之功的人在历史面前过于短视了。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实力派、立宪派、清政府都在其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但其光荣当然属于革命党人。那些厚诬革命开不出宪政的论者，回到了袁世凯好于孙中山，清廷好于袁世凯的老调中去。他们忘记了，中国文明和中国人已经以足够的耐心拖延和推迟了这一革命，是上层精英的衰败、不作为和堕落招来了革命。用当下中国人的话说，人民群众都过河了，官员们还在河里假装摸石头。
辛亥革命以极低的成本建立了亚洲第一共和国，以不同于农民造反的方式改换了国体、政体。这一革命为中国催生了不亚于先秦百家争鸣式的文明遗产，大革命家、大思想家、大作家、大教育家、大实业家……无数先贤在民国成长，以至于“民国”成为今天很多人怀旧的对象。我们厚诬孙中山，实则身在历史虚无主义之中不自知，而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才是站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站在古老文明的前端和中国大众之中。在中国，推动历史的车轮几乎如愚公移山一般艰难……以曾国藩、李鸿章权倾一国的实力，都不敢有所作为，曾国藩甚至迷信术数，感叹大清还有“50年”的寿命。但孙中山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百折不挠，终于为一个专制愚蠢的政权送终。这种人格，非我们当代人所能感知。蔡元培挽孙中山：“是中国自由神，三民五权，推翻历史数千年专制之局;愿吾侪后死者，齐心协力，完成先生一二件未竟之功。”
革命是个痛苦的工作，难以呐喊，无地彷徨……但孙中山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工作，他开了风气。只要我们想想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尚有200多年的反复，辛亥革命后的历史就是可以理解的。那些仍在丑化孙中山的人应该反省，自己是否在切实地推进中国人的理性进步，而非就事论事地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正如台湾学者南方朔批评的那样：“近代虚无主义当道，它在西方成不了主流，但在非西方则透过文人作家而产生较大的影响……在虚无主义盛行的时代，文人知识分子已不会唱大调歌曲，都只会唱矫揉造作的小调，中国的民国史热，就是小调歌曲的大合唱。”